我国科学仪器发展历史和现状
1901年上海科学仪器馆开始经销科学仪器,这是我国正规地接触科学仪器的开始。1932年中国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开始修理一些玻璃分析仪器。1950年8月24日,新中国政务院会议通过了李四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四位部长联名提出设立中国仪器研制机构的建议,建立了中国仪器研制机构——长春仪器馆(后来改称为长春光机所)。58年长春光机所研制的精密光学仪器,即“八大件,一个汤”,在科技界引起强烈反响,为“两弹一星”及国防精密仪器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差不多同时,上海相继出现了雷磁、沪江、科伟、创造等分析仪器厂开始生产pH计、比色计和极谱仪等。应该说新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科学家对科学和科学仪器的发展还是有深远的认识的。早在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所确定的57项重大科技任务中就有一项是“仪器、计量及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掌握现有的并建立新型的、更完善的控制仪表、精密仪器和化学试剂……”。又在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大建设项目中列入了分析仪器厂的建设项目(北京分析仪器厂)。还在机械工业部成立了仪表局。
在1963年制定的规划中,则在工业科学技术部分提出要“加速发展仪器仪表工业,尽快建立一个具有相当水平的仪器仪表工业体系”。此后,又把科学实验提高到“三大革命运动”之一的高度予以推动,大大促进了我国早期科学仪器研究、开发和产业的发展,先后又在上海、南京、沈阳、成都、佛山、厦门等地建立了多家各有特色的大型分析仪器厂及北京地质仪器厂、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上海雷磁仪器厂、新天光学仪器厂、长春光学仪器厂、丹东射线仪器厂等一大批专业仪器生产厂家。并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基础上,先后创建了上海、合肥、西安等多个光机所。科学院成立了仪器委员会,并为科研特需建立了真空、生物、天文、显微分析等科学仪器厂。国家还曾通过各种渠道对从天平、比色计、pH计、火焰光度计、水质分析仪器等低挡仪器,一直到分光光度计(1962年完成)、气相色谱仪(1963年完成)、质谱计(1963年完成)、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1978年完成)、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液相色谱仪、核磁共振波谱仪(1975年完成)、电子显微镜等中、高档仪器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经费,并且取得了
许多喜人的成果,虽然绝大多数是跟踪性研究,但也产生了像氢化物发生非色散原子荧光光度计这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秀成果。然而由于当时国内外条件的限制,加上体制上的局限和人们观念上的束缚,许多成果未能实现产业化,产业化了的成果也大都存在稳定性和可靠性差的通病,更有一些研究久攻不下,流产了,“买了个教训”。
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方毅指出“拥有先进的科学实验手段,这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务院曾决定仪器仪表单列管理,成立了国家仪器仪表局,在全国范围投入了较多的资金和人力进行仪器的研究开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仅研制成功了带5个检测器的气相色谱仪和高效液相色谱仪,还通过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搞成了3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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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30万/60万千瓦火电站的成套过程分析仪器。但是,后来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变化,科学仪器被简单地看作是科技发展的“支撑条件”(例如,从1986年开始的历次国家科技发展规划中都把“仪器研发”放在了“科技发展支撑条件和措施”一栏中,以至进入90年代后国家仪器仪表局干脆被最后撤消),加上市场经济(主要是国外仪器的拥入)的冲击和国有体制的束缚,我国科学仪器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低潮期,许多大型分析仪器厂纷纷入不敷出、难以为继,产业曾经一度明显萎缩。进口的国外分析仪器占据了国内市场的70%,大型精密仪器更是100%进口。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高度忧虑和重视。
1995年卢嘉锡等20位院士给中央领导提出了“关于振兴仪器仪表工业的建议”;卢先生还在1996年12月19日说:“国产分析仪器一定要有一个质的飞跃,要创出中国的名牌,并走向世界,振兴中国的分析仪器工业是当务之急,也是国内诸多科研单位和仪器厂家应该树立的奋斗目标”;2000年王大珩等11位院士又提出“我国仪器仪表工业急需统一规划和归口管理”的建议;卢世壁等11位院士也发出发展生物医学工程产业迫在眉睫的呼吁;以金国藩院士为组长的仪器仪表专题调查
组在3个月调查的基础上,向国家计委、经贸委和科技部提交了“关于振兴我国仪器仪表产业对策的建议”;
在这期间,香山会议有大约20次都涉及到了科学仪器的研发内容,其中更有8次是专门讨论科学仪器的研发问题的。
在2000年第154次“现代科学仪器前沿技术与分析科学”香山会议上专家们更明确指出:科学仪器“是高技术产物,属高技术领域”,“科学仪器是信息的源头,是信息产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促进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国防建设具有巨大的作用;现代科学仪器既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前提,也是创新研究的主体内容之一和创新成就的重要体现形式,标志着国家创新能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牵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表示“赞同和支持王大珩、杨家墀等11位院士提出的关于仪器仪表工业统一规划和管理的建议以及韦玉、卢世壁等11位院士提出的关于发展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呼吁”。
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人们对发展科学仪器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及民营企业的崛起,加上整个经济发展加速所起的带动作用,科技部从“九五”开始把“科学仪器的研制和开发”列入了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并逐渐增加投入,还把科学仪器研发工程中心列入“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设立了科学仪器研究专项,情况终于有了好转。科学仪器的研究开发和产业的发展才逐渐开始走出低谷。
纵观这一段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我国的科学仪器研究开发及其产业发展还存在较多和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
1)人们(包括一些领导和有影响的科学家)对于科学仪器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科学仪器的重要性长期缺乏足够的认识,本来,科学仪器是科学发展的基础。门捷列夫说:“科学是从测量开始的”,而测量的物质基础是仪器。钱学森先生则认为:“新技术革命的关键技术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由测量技术、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三部分组成。测量技术是关键和基础”。可见作为测量技术物质基础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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