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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期末考试A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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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词解释。20分（每道5分）
1、《花间集》
五代后蜀赵崇祚辑录晚唐、五代词人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词五百首，编成《花间集》。内容大都是歌舞宴乐，男欢女爱，风格大都是浓艳香软、柔靡绮丽。他们当中有十五人是西蜀人。他们的词作虽缺少温词的真切和细腻，却都以温庭筠为宗。《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它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标志着在文辞、风格、意境上词性特征的进一步确立，以其作为词的集合体与文本范例的性质，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
2、中兴四大诗人
南宋高宗后期至孝宗时，诗坛出现的诗歌群体：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其中杨、陆的声誉最大。
3、诸宫调
是宋元时流行的说唱文学形式之一。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连成短套，首尾一韵，再 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连成长篇，说唱长篇故事，因此被称为“诸宫调”或“诸般宫调”。 又因为它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又称“弦索”。
4、南施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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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施指安徽宣城的施闰章，北宋指的是山东莱阳的宋琬。二人是较早在清庭应仕、出仕，主要生活在顺治康熙时期的诗人。
二、简答题。30分（每道15分）
1、简述晚唐小品文的艺术特色。
晚唐小品有三个特点：一是篇幅短小精悍，“随所著立名，而无一定之体”；二是多刺时之作，有的放矢，批判性强；三是情感炽烈。代表作家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晚唐小品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受到后人喜爱和称赞。鲁迅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这段话，可作为晚唐小品的定评。
2、简述金瓶梅的创作背景。
（1）城市经济高度繁荣，市民阶层扩大，财富相对集中，形成了可观的文化市场；
（2）社会生活的复杂为世情小说勃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 （3）王学左派的兴盛及其影响下思想解放出现的偏差引导了士大夫阶层生活的畸形发展；
（4）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心态逐渐形成，成为世情小说创作的社会心理基础；
（5）印刷术的提高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有利于世情小说的创作与传播.
三、论述题。50分。（每道25分）
1、请结合具体作品，谈谈白居易新乐府的创作主张及其艺术得失。
白居易对新乐府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他的理论。①认为文艺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的产物，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他在《策林》六十九中指出：“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成歌诗矣”。②明确创作目的与政治相关。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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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学不仅具有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且也具有能动地改造社会、干预政治、直接影响人的思想意识的巨大功能。他特别提倡周朝的采诗制度，主张“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他在《与九元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同时他在《新乐府五十首序》中提倡真实，认为只有“核而实”，才能“传而言”。③文学的特性、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要求诗歌创作不仅要发挥社会作用，更要以情感人。认为诗要“以情感人，以美感人”，在《与九元书》中，他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将诗歌比作植物，用“根、苗、花、果”喻“情、言、声、义”。另外他坚决主张“系于意，不系于文”，认为形式要为内容服务。
（一）新乐府诗的优点
首先，白居易的诗歌十分强调现实精神与社会功用，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是和古代再现的诗美观紧密联系的。诗歌发展到元和时期，白居易、元稹等人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之后，元、白等人便大量创作新乐府诗，白居易不但创作新乐府诗，还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
白居易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大部分得益于传统的儒学理论，并继承了孔子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论语阳货》篇记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的是孔子对诗歌艺术性的独到见解，也给后世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则尤为突出地继承了这一文学的社会功能。“兴”是指诗歌的生动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感情之波动，从吟诵、鉴赏诗歌中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白居易在充分强调诗歌内容现实性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诗歌形式方面的要求。他要求诗歌最终达到老妪都能理解的地步，那么诗歌必然得语言质朴，言简意赅，直陈其事，进而广泛流传，最终达到作者与读者的共鸣。“观风俗”可以说是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客观效果。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包含着“重礼教以归化人心”与“尊贤能以澄清吏治”的思想内容，践行了孔子观风俗的诗歌理论。白居易的诗歌有着考政治之得失的社会功用。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这种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必然会达到文学观风俗的社会功能。
孔子所讲的“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怨”则是就文学作品批评社会的功用而言的。孔子认为文学作品不但可以把人们团结起来交流思想，提高认识，更重要的是能够怨刺上政，可以对社会“不仁”的现象加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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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与披露。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是十分赞同并在其诗歌创作中严格实践的。他积极呼吁“先向诗歌求讽刺”，并且极力提倡以《诗经》为代表的美刺比兴的传统与精神。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创作一定要有寄托，并且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人人知诗书之旨，识礼乐之情。
其次，白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可以说白居易的这一主张为诗歌的创作及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白居易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诗人在生活中饱含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如《卖炭翁》。诗人心中始终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且也时刻提醒着统治者，希望他们能真正看到“民”的作用，从而执政为民。这也正是其新乐府诗“惟歌生民病”的根源之所在。
二、新乐府诗的不足之处
首先，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常在诗前题以小序，显然是为了使读者快速领悟其诗歌主旨。然而这种题解式的做法却束缚了读者的思维，诗歌的意蕴原本是通过语言媒介传达的，读者从诗歌的每个字眼来领会诗人的意图。而且不同的读者必然会对同一首诗歌有不同的理解，如若诗人硬要在这种理解前对读者加以限定，那么势必会影响诗意的传达。文学作品的创作主要是为了读者的接受，如果作者过多地去限定读者，那么势必会影响到诗文的表达效果。
其次，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语言过于浅白，缺乏韵味，“元轻白俗”就是对白居易诗歌过于直白的评价。白居易诗歌语言的浅白与其诗歌“补察实证”“泄导人情”“救济人病”的现实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诗人要竭力做到妇孺皆知，其诗歌创作才会尽量通俗化，语言明白化。但这种浅陋直白的语言大大削减了其诗歌的艺术性，使得其诗歌缺少诗情，流于说教。同时，诗人新乐府诗的说理性过强，使得其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形象性，诗意太露而缺少了诗歌创作所固有的含蓄特点。有些语言甚至一览无余，没有读之而令人回味的余地。
总之，诗歌的含蓄与意蕴是其必不可少的特征，语言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都会为诗歌意蕴的形成增色添彩，反映现实，指斥时政固然是诗歌的一个良好的功用，但若为了实现其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忽视其文学性则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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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白居易新乐府诗创作特色与缺陷并存，我们既要看到其“为时”“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其诗歌的缺陷不仅仅是其个人创作的遗憾，更是唐王朝封建时代的遗憾。
2、结合具体作品，论述《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
《聊斋志异》作为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一反明清小说致力于用白话文描写现实生活中人情世态的现实主义的发展潮流,借鉴唐人写传奇小说的笔法来精心描绘、撰构一些“怪异非常之事”,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以“传奇法而以志怪”。《聊斋志异》作品都是作者在传说的基础上用想像、虚构的手法幻化、虚构出来的虚拟世界,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作者以其无拘无束的幻想,上天入地,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神秘奇特的理想世界。这个由异类、异事组成的神秘莫测的世界带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冲击,它的想像丰富奇特,故事离奇曲折,于真假变幻之间传递着一种独特的阴柔之美、悲剧之美、神秘之美。
《狼》这篇小说就是其中的一篇，情节曲折，语言生动，随着情节的波澜起伏，生动地表现了狼的贪婪、凶恶、狡猾的本性，也衬托屠夫的勇敢机智。
这篇文章反映现实生活中像狼一样贪婪、凶恶、狡诈却愚蠢的恶人，不滚怎样狡猾，不滚要耍什么花招，总归是会被识破、被歼灭的。在现实生活中虽没有鬼、神之说，但在人们心中还是有鬼神之分的。那些损人利己，残害人民，助纣为虐，仗势欺人的人在人们心中就是鬼。反之，在生活中那些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尊老爱幼的人，在人们心中就是神。以前的封建社会让人们无法安居乐业，但此刻虽说科技发展迅速，人们不必为吃饱穿暖而烦恼，但是总有那么一些小人作出损人利己的事，不到目的，决不罢休。这些人是社会的败类，是国家的耻辱。
《聊斋志异》让我们彻底明白了，人类无论生活在那个时代，都会有相符的磨难，似乎人类的生活水平再高，人的道德观念和自身素养却总是也提高不了，因为在这世上的人内心总有一种特殊的信念，你把握好它，它就使你不如正道，相反，即使是一念之差，它也会让你误入歧途，不能自拔，这要看你是如何控制它的。世间总有善恶之分，我们不能控制这种局面，但是我们能够进自我的绵薄之力，适量地去改变一下，让善良的人多一些，凶恶的人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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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2020年8月课程考试《中国古代文学史(二)》作业考核试题.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