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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王乐府”的“古歌谣之遗风”
作者：周京艳
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02期
摘要：张籍和王建是中唐的乐府大家，宋代以来诗论家对“张王乐府”的雅与俗、古与今有不同看法，这反映出他們对中唐乐府复古与新变的不同认识。“张王乐府”最大特征是具有“古歌谣之遗风”，它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传统，但“事”之性质有所变化;它学习汉乐府以场景展开叙事，但场景是虚构和设计出来的;三言句的穿插亦有雅、俗之别。对于这些特征，应该结合唐代乐府发展史和中唐诗歌背景来理解。 关键词：“张王乐府”;雅俗;古歌谣
张籍、王建是中唐乐府大家，他们的乐府被严羽称为“张籍王建体”，我们习惯称为“张王乐府”。各文学史对张王乐府均有详细介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映民生疾苦、表现民风民情等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二是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三是作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重要成员，对元白新乐府具有重要影响。这些的确是张王乐府的重要特征，学界对此也多持肯定态度。但是，宋元明清诗论家对张王乐府却有或肯定或否定的不同看法，肯定与否定的内容和理由也不尽相同。这些争论虽然受诗论家个人诗歌观念的影响，但也涉及如何认识“张王乐府”的继承与新变等重要问题。了解这些争论既有助于认识张王乐府的艺术，也有助于理解中唐人的乐府观念。 一
张籍的乐府在唐代即受到推崇，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赞扬了其“六义”“风雅”精神。姚合也说“妙绝江南曲，凄凉怨女诗”“麟台添集卷，乐府换新词”。但是，从宋代开始，诗论家们有了不同看法。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古今、雅俗等问题上。王安石、周紫芝、曾季狸等充分赞扬了张王乐府。王安石《题张司业诗》道：
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王安石以“妙入神”赞美张籍乐府。“妙入神”指张籍乐府能够得古乐府之精神。具体而言，即以通俗的语言表达精深的思想，具有语浅思深的特色。他对张籍以质朴、通俗的语言表现日常生活的乐府是充分肯定的。这一观点对其后的诗评家有重要影响，代表了肯定张王乐府俗语俗事一派的观点。宋代对张籍乐府评价最高的是周紫芝：“唐人作乐府者甚多，当以张文昌为第一。”这有溢美之嫌，不管张籍如何掌握古乐府的本质，他的乐府是不能与李白、杜甫相媲美的。曾季狸在《艇斋诗话》中说：
张籍乐府甚古，如《永嘉行》尤高妙。唐人乐府，惟张籍、王建古质。范唏文在《对床夜语》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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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乐府学王建，如《凉州行》《刺促词》《古钗行》《精卫词》《老妇叹镜》《短歌行》《渡辽水》等篇，反覆致意，有古作者之风，一失于俗则俚矣。
二人都是从“古”的方面肯定张王乐府的，至于何为“古质”，何为“古作者之风”，却没有具体的论述。从他们所举诗例来看，“古”主要是指讽谕现实的精神。 张戒对张王乐府颇有微词：
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
张戒肯定元白、张王能够写出生活中的情与事，但病其词浅近，且气亦不高。也就是说，他对以乐府写日常的情与事是肯定的，而反对以浅近的俗语、常语出之。浅近之语虽然能够充分表达情与思，但容易失于诗歌的含蓄蕴藉。这是张戒反对以浅近语为乐府的主要原因。张戒是以对诗、尤其是近体诗的语言风格来要求乐府。宋人对张王以日常情事入乐府是肯定的，只是对俗语略有不同看法。元代论到张王乐府的主要有辛文房：
（王建）与籍相契厚，唱答尤多。工为乐府歌行，格幽思远;二公之体，同变时流。 学界对“同变时流”有了部分研究，笔者认为“同变时流”指张王乐府与他们之前及他们同时的作品相比有了明显不同，并且对后来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之处在于与初盛唐之贵族的乐府文学相比，张王乐府属于平民的、社会的文学。其影响是使平民的、社会的乐府为广大诗人所接受。
明代诗论家对张王乐府的论述比较充分。充分肯定者以高榛为代表，他对张王乐府极为赞赏，认为张王乐府得古乐府之真精神：
既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
高榛将张王乐府放在元和诗坛背景中，认为其得乐府之故实，与柳宗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诗共同形成了元和诗坛的独特风貌。他又说：
汉武帝立乐府官采诗，以四方之音被之声乐，其来远矣。后世沿袭，古意略存。或因意命题，或学古叙事，尚能原闺门衽席之遗，而达之于宗庙朝廷之上，去古虽远犹近。唐世述作者多，繁音日滋，寓意古题、刺美见事者有之，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者有之。大历以还，古声愈下，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义，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风，皆名为乐府。虽未必尽被于弦歌，是亦诗人引古以讽之义欤？抑亦唐世流风之变而得其正也欤？今合二家五十七首为正变，后之审音者倘栗声以造乐，二子其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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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楝认为汉乐府的形成方式是“以四方之音被之声乐”，“声乐”主要指音乐的教化作用，而非娱乐功能。这样形成的乐府能够“观风俗、知得失”。这就是汉乐府的“古意”。后世乐府保存“古意”的方式有两种：因意命题与学古叙事。张王乐府恢复古意以“旧曲新声”“新题古义”为主。具体来说就是以流畅通俗的语言表现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不同于初盛唐诗人以乐府表达个人高远的理想和政治抱负。与上述横向比较不同，此处从史的角度指出张王乐府的古意。简言之，高榛既指出了张王乐府在元和诗坛的地位，也强调了它在唐代乐府史上的意义，对张王乐府以平易浅近的语言表现日常情事的创作也是肯定的。
对张王乐府持批评态度的明代诗论家以胡应麟和陆时雍为代表。胡应麟云： 张籍、王建，卑浅相矜。
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继《风》《雅》……张、王欲以拙胜，所谓差之毫厘;温、李欲以巧胜，所谓谬以千里。
他认为张王乐府具有卑浅的缺点，两人常相唱和，以此为乐府之本质。二人欲以“拙”——浅显通俗，来超越李杜乐府之作，实在是失乐府之本质。陆时雍的批评更为激烈：
七言古欲语语生情，自张籍、王建始为此体，盛唐人只写得大意。张籍、王建俱作猥情软语，真际虽多，雅道尽丧矣。
人情物态不可言者最多，必尽言之则俚矣。知能言者为佳，而不知不言之为妙，此张籍、王建所以病也。张籍，小人之诗也，俚而佻;王建，款情热语，其儿女子所为乎？诗不入雅，虽美何观矣。
陆时雍虽然没有直接用到“乐府”，但张王乐府多以七言古体写成。他认为张王二人好以不可言之人情物态人诗，如王建的闺房私语，这虽然是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情景，但格调是低俗的，所以“雅道”尽失。陆时雍看出了张王以日常情事入诗的特征，但认为这不能体现诗歌的雅道。
清代关于张王乐府的论争也集中于古今与雅俗问题。张实居云：
乐府之异于诗者，往往叙事。诗贵温裕纯雅，乐府贵道深劲绝，又其不同也。……至唐人多与诗无别。惟张籍、王建犹能近古，而气象虽别，亦可宗也。
张实居认为张王乐府“近古”，“近古”的原因是二人能够将乐府与古诗区别开来，保持乐府叙事的传统和“遒深劲绝”的风格，不同于唐人将乐府与古诗合为一体的创作习惯。与之相似的是贺贻孙，他在《诗筏》中说：
张司业籍以乐府古风合为一体，神秀古质，独成一家，自是中唐七言古别调，但可惜边幅稍狭耳。
论“张王乐府”的“古歌谣之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