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中的男性标准
作者：马心悦
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7年第05期
摘 要：在女权主义高涨的今天，女性主张独立自由，可是却忽视了女性价值标准中隐含的男性价值，本文以《一个女人的史诗》为例探讨女性书写中的男性标准，并指出这种价值标准应该被清算。
关键词：女权 男性标准 一个女人的史诗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几乎都生活在父权主义的社会中，随着男性地位的提高，女性地位却在相应地降低，女性慢慢成为了男性所规定的模样，成为了男性所属的“物”，而这一点在文学上的表现尤为明显。随着20世纪女权运动的高涨，越来越多的女性将目光放在了长久以来为男性所控制的文学上面。一直以来，男性主导着文学的话语权，而几千年来的文学史俨然成为了男性文学史，其中女性的地位微乎其微。
于是在女权运动高涨的同时，女权主义者开始清算长久以来为男性所控制的文学世界。弗吉尼亚·伍尔夫主张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即女性应该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不附庸于男性的财产，她鲜明地提出了区别与男性文学的文学观念，主张全新的女性写作要求，女性应该不顾一切地“成为你自己”。而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则在她的《第二性》中宣布：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另一位女权主义者肖特瓦尔则提出了“女性亚文化”的观点。在女权主义文论发展和完善的同时，许多女性也抛弃了原来阻碍在她们面前的男性壁垒开始写作。
当然，女权主义的运动并不仅仅局限在西方大陆，这是一场全球性的风暴，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无法避免。在女权主义被引入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加入到这场运动中，并且中国的女性作家也在文坛上越来越活跃。尽管中国当代文学史仍然是单列出一章来介绍女性作家，可是女性书写的地位已经不容忽视。
与此同时，有一个问题渐渐浮现出来。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存在于华人女性书写中，也存在于世界女性的书写中，那就是我们是否在写作中无意识地顺从了已经定式在我们脑海中男性思维影响，女性书写中是否包含着男性思维？
正如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說的那样：“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1]也就是说，与其说女性是生来为之的，倒不如说是被定义的。女性的特征（并非生理性状）并非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在后天的成长中受各种约束而自我内化的。女性的生成并非自觉的，而是在男权社会的强制下
形成的。而女性的所有特点（至少是一直为人们所认可的那些），比如温顺、贤惠、隐忍、宽厚这些看似优秀的特点，实质上是男性强加的，女性因为在男性制成的模具下生长才成为社会所认可的女性。而如果抛弃这些模具，女性将不被认可无法生存，于是，为了生存的必要，女性被迫成为文化性别上的“女性”。而一旦女性成为了文化性别上的“女性”，女性就会变成男性的审美对象，那些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特性被称为是“美”的，而不符合的则被强制更改。正如《女性审美主体的两难处境》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以父权社会中主要为男性服务的妇女观去构建‘女性美’的社会内涵；进而，以封闭女性的方式使得她们不得不以自身为美的归宿和美的载体。”“一旦进入审美领域，‘压迫’或‘奴役’一类的问题销声匿迹，女人心甘情愿地以男人的妇女观自觉地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塑造’。很长时间以来，这既是女人自我完善的方式，也是女子自觉创造美的主要途径——它往往都是由女性自身如容貌、形体、品德、行为等等表现出来，无一不是为了取悦男人和为父权社会利益服务。”[2]
因此，如果女性要真正获得完整的人格和自由，反对成为男性的“物”和附庸的话，我们首先应该对这些已经内化为我们思维准则的所谓“女性道德”做出质疑和判断：这些所谓“道德准则”是否应该为现代女性所接受？这些道德是否是有利于大部分女性生存的？它对女性尊严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女性是否无形中依旧为男性所控制？
而这一方面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则尤为令人心忧，许多号称是女权主义的女作家们在她们自己的作品中仍然大力鼓吹女性应该温柔贤惠，默默付出的同时容忍男性的所有行为，夸大“母性光辉”的感召作用。而这样的形象令我想起伍尔夫所阐述的那种将男性标准内化为自身要求的“房间中的天使”。尽管伍尔夫认为这种“房间中的天使”是由于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而造成了实际生活上对男性的谄媚，是女性自卑心理的一种体现。[3]可是事实上，在大部分女性已经可以在经济上独立的今天，这些男性标准依旧在无形中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标准，以至于对女性的自由发展产生束缚，并且许多女性依旧把这种男性标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力求把自己变成男性欣赏的模样。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将以《一个女人的史诗》这部小说为例来解析深存于女性作品中的男性标准。
《一个女人的史诗》可以说是一部标准的女性作品，情节的开展完全围绕本书的女主角田苏菲，讲述了她一生的爱情史诗。可是，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部小说中所隐含的男性标准，而这一点，我将分为田苏菲和都汉和田苏菲与欧阳萸两对关系来论述。 一、田苏菲与都汉
身为旅长的都汉喜欢上了作为文艺兵的田苏菲，尽管两者年纪差距很大，而田苏菲对都汉也没有男女之情，可是都汉却坚持要娶田苏菲。此时如果将男性女性作为平等的双方来看，这段结合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尽管都汉一厢情愿，可是田苏菲喜欢的是欧阳萸，二者是不会得到幸福的。可是所有人对于这段婚姻都是赞成的，他们认为女兵嫁给首长是在为首长奉献，认为
田苏菲这是找到了靠山。就连田苏菲的母亲也认为一个聪明女人就应该在年轻时候为自己找到一个大靠山，却丝毫没有考虑到田苏菲的意愿。在这里女性被物化，成了可以随意给予和牺牲的“物”，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找到一个可以倚仗的靠山，完全忽视了女性的独立性。 当然，在那个年代的确是如此的。尽管建国后号召两性平等，男性和女性拥有了同样的政治权利，可正是因为这种女性解放是男性给予的，所以女性便以这些男性领导为楷模，以男性倡导的思想武装自己。女性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自身的存在，以男性的尺度衡量自己的解放程度。[4]这一点导致了女性的“雄化”，从而在以那个时代为背景的小说中出现这样的观点倒也不足为奇，也许田苏菲和都汉的这对关系并无法完整地表现作者本人的思维认可。
只是有一点或许可以显示出作者在潜意识中对男性标准的认可，那就是田苏菲和欧阳萸结婚后受都汉帮助的情节。显然作者是对田苏菲的人格魅力极为满意的，在作者的叙述中田苏菲一直是都汉的梦中情人，而田苏菲也一直无法离开对都汉物质上的依赖。如果没有都汉的帮助，田苏菲的家庭早就已经分崩离析了，这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幸福不光源于她心爱的男性，还源于另一个男人的支持和付出。在作者笔下，田苏菲的幸福完全依赖于都汉的物质，难道一个女人的史诗真的可以这样写就？ 二、田苏菲和欧阳萸
田苏菲和欧阳萸的情感线路是小说的主线，田苏菲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欧阳萸，可是欧阳萸的态度却并不明朗，直到田苏菲意外怀孕两人才决定结婚。而在结婚之后，欧阳萸一直外遇不断，身边一个又一个女人。可是田苏菲却似乎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处地，她的感情完全受到欧阳萸的控制。她一直在为了整个家默默付出，包容欧阳萸一个又一个外遇，甚至为了欧阳萸的快乐不惜犧牲自己。田苏菲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因为爱情，因为她爱着欧阳萸所以为他付出一切，而且最后似乎田苏菲也收获了欧阳萸的爱情，两个人终于有白头偕老的可能，而从作者的态度来看，她似乎是很认可这种爱情故事的，她认可女人的默默付出，认为一个女人对男人一旦动了怜爱就是致命的。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女人天性是由母性的，这种母性不光是对孩子的，也是对男人的，一个女人可以为了孩子付出一切包括自我，那么一个女人也会为了男人丧失自我。
两人之间情感是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并不全部是因为爱情。假如将田苏菲和欧阳萸的情感对调，欧阳萸是否可以为了田苏菲付出一切，而这种付出又是否是为人们所认可的呢？看似田苏菲是个成功的女人，她嫁给了心爱的男人，并且让另一位有权有势的男人惦记了一辈子，可是她真的幸福吗？她是否是在用男性价值来衡量自己，将自己变成了天平上的“物”？ 在食物紧俏的时候，当田苏菲稍微多吃一些的时候她的母亲是这样训斥她的：“没见过这么不贤惠的女人！左边是自己男人，右边是自己孩子，不能少吃两口？男人饿不得，男人养血养膘都难，孩子吃的是长饭！女人吃了有什么用？月月淌血都淌出去！”[5]于是在下面剧情的发展中，田苏菲的确是这样做的，宁愿自己吃不饱饭也要在家里招待欧阳萸的狐朋狗友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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