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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评屈述论
作者：刘立群
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5年第05期
摘 要：班固在汉代评屈各家中可谓颇为独特，一者在于班固《离骚序》提出了迥乎常人的“露才扬己”之说，再者班固对屈原及屈赋的评论本身还存在矛盾之处。班固“露才扬己”之说立于其“明哲保身”观念之上，而对班固评屈抵牾之原由作同情了解又可发掘出班固评屈一题的更多意义。
关键词：露才扬己；明哲保身；矛盾；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4-0011-01
班固评屈“露才扬己”之说迥异常人，对屈原及屈赋的评价也有自相龃龉处。班固何以会有“露才扬己”之说、又何以会在评屈中表现出矛盾，正确回答这些问题是同情了解班固评屈的关键。班固“露才扬己”之说与其“明哲保身”意识密切相关，他反驳刘安“与日月争光”之誉即以此为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然以“明哲保身”一语对应“露才扬己”终属大而化之，详解班固“露才扬己”之说还需知人论世。
班固《幽通赋》“顺天性而断谊”、“保身遗名，民之表兮”等句说明班固为人处世恪守“顺天之性”原则，强调命由天授而“保身遗名”，亦即所谓“明哲保身”。这种思想可与其家承和交往相联系。阳静《从家学传承解读班固》一文认为班固“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人生哲学深受其父班彪影响；交往一层上，班固倾慕扬雄且对其时命说颇为称赞：“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在评价屈原这一问题上，班固与扬雄确有相通之处。班固“明哲保身”观还与其时代环境、自身经历相关。东汉初思想禁锢愈演愈烈，班固于此有切身体会。他曾因私作国史，身陷大戮，《后汉书》载及此事。故此班固在为“博物洽闻”尚难自全的司马迁作传时便能感同身受，且对《大雅》所谓“既明且哲，能保其身”有更深的认识；此外，永平十七年汉明帝云龙门召见班固，以司马迁“贬损当世”而司马相如虽“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而临死前却“颂述功德”一例，来说明司马相如贤于司马迁。此即为班固修史施加政治压力，此事的结果是班固表示“刻诵圣论”。这些环境压力对班固思想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班固“露才扬己”说所立足的“明哲保身”意识与其家承交往、时代经历相关，他评价历史人物也往往以此为标准。班固撰著《汉书》前后品评人物众多，自当有一套相对稳定的人物评价标准，他对屈原的评价也应如此，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此即班固对屈原、屈赋的评价明显有着龃龉之处，这通过比对《离骚赞序》和《离骚序》两文可以看得更清楚。其中《离骚赞序》作于前，《离骚序》作于后。前者称赞屈原，认为他“不忍浊世，自投汨罗”，认为《离骚》与《九章》等作品是上陈先王之法、下言桀纣之失，讽谏君王之作；而后者则批评屈原，认为屈原“露才扬己”，屈原之文“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但认可其文“宏博雅丽，为辞赋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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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看来班固对屈原的评价，其实不只在《离骚赞序》《离骚序》前后两文的矛盾，即使在《离骚序》一文中也表现出了两种评价标准。
首先，前后两文矛盾的问题。其实在班固评屈的材料中像《离骚赞序》一样对屈原表示认可甚至推崇的居多，应该说“露才扬己”之说很大程度上是班固评语中的一个异数。以《汉书》为例，《艺文志》称屈赋有“古诗之义”；《贾谊传》中则以“贤臣”称赞屈原；《冯奉世》也以屈原为“贞良”榜样。所以班固对屈原的态度总体来上是认可的，《古今人表》中将屈原位列“上中”也表明班固对屈原的推崇；班固对屈赋也多以“古诗之义”、“自谕”之作表示认可，而不像《离骚序》中那样刻意以“经义所载”呆板比照。所以班固对于屈原及屈赋，以赞许、推崇为主。那如何理解《离骚序》中屈原“露才扬己”、屈赋不合“经义所载”呢？这便与前面所论班固的“明哲保身”意识相关。班固思想中“明哲保身”意识鲜明，以此观照屈原完全有可能。但直接促成班固在继《离骚赞序》褒扬屈原之后又以“明哲保身”意识贬斥屈原“露才扬己”的，却另有历史偶然性的刺激。学人对此所做的解释是，迫于永平十七年汉明帝云龙门召见一事的压力。班固迫于云龙门召见的压力只得“明哲保身”，其方法之一就是在进呈给马太后的《离骚经章句》之《序》（亦即《离骚序》）中，一改对屈原及屈赋的赞扬，原来的“贤臣”形象一变而成为“露才扬己”的怨臣形象。如此以来，也就有了《离骚赞序》与《离骚序》前后之矛盾的问题。应该说这种解释并非无稽之谈，历史久远材料缺失，有些问题只能借想象推测展开解决。 其次，班固评屈的“矛盾”还存于《离骚序》一文中：班固一方面批评屈原“露才扬己”，认为屈赋“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另一方面又认为屈赋“宏博丽雅，为辞赋宗”。由此可知，这种“矛盾”其实是两种评判标准共存，亦即当今学人所谓的“依经立论”与“文学批评”共存的“二重视角”特色。“依经立论”即“法度所容、经义所载”。班固在《离骚赞序》中同样秉持这一标准，然而坚持同一标准的班固却对屈原及屈赋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其中原因前文已论。难能可贵的是班固也肯定了屈原“辞赋宗”的地位，表现出了一种“依经立论”之外的“文学批评”视角：“然其文宏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这可与其在《汉书·艺文志》中设立《诗赋略》，让诗赋得以独立并与经、史、诸子等并列相互参照。经学与文学分离，“依经立义”否定屈原及屈赋之外尚能肯定屈原“辞赋宗”地位，这是批驳班固诸家中所没有的视角，他们对班固的批评意见基本上是从道德评判立场出发的。
班固评屈明显存在矛盾，其“露才扬己”说更是招致了王逸、洪兴祖、孙慎行等诸家的纷纷批驳，有意思的是班固“依经立论”写出《离骚序》提出迥乎常人的“露才扬己”之说后，王逸、洪兴祖、孙慎行等诸家对他的纷纷批驳也是抱定“依经立意”的标准。而且他们对班固评价屈原及屈赋前后态度的变化似乎并不理会，只是咬定班固的“露才扬己”之说。这一点在后来出面调停的刘勰那里也是如此：“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即五家各有不是。尽管刘勰认同班固并指出“异乎经典”之处，但最后他还是高度赞扬楚辞“取镕经义”且“自铸伟辞”。所以，自王逸以来的对班固“露才扬己”一说的大批判，大多没有真正搞清楚班固评价屈原及屈赋的真相。当然这场不明于班固评屈真相而纷纷指斥班固“露才扬己”之说的争论，却让后人熟知了屈原的形象和精神。而我们说班固“依经立论”之外又推屈原为“辞赋宗”也确属难能，而班固因屈原屡屡以“香草”、“美人”形象怨恶“椒兰”、“数责怀王”而作出的“露才扬己”的批评，其实也揭橥了中国诗歌史上最鲜明的诗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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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一点可与傅斯年先生的话相对看：“楚辞的文章是个性的，他的流传不是靠乐的。有个最大的中心人物屈原……自汉以来，大家仿佛觉得楚辞就是屈原，屈原就是楚辞。这样可以一个文学家为一种文学的中心，始于屈原，历来也以屈原的一段为最大。中国古代的文辞演化到屈原，已经有文人了，文词的作者成为重要问题了，这是和“诗三百”的时代迥然不同的，这件事是文学史上一个断代的事实。”由此看来，班固“露才扬己”之说尽管立足“明哲保身”意识，而在文学批评方面却也别具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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