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权力诠释学及当代意义
【内容提要】诠释学史家们通常忽略了马克思在诠释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马克思不仅以自己的方式先于海德格尔完成了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折，而且克服了传统的诠释学所持的抽象的理论态度，真正地揭示出人的诠释活动得以展开的现实的权力磁场。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奠基于实践诠释学，只要我们考察的是人的真实的实践活动，就会发现，这一活动通常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实践诠释学的本质是权力诠释学。人们不是任意地、随心所欲地进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过程的，而是在统治阶级的、无所不在的权力的阴影下进入这一过程的。在马克思看来，统治者不仅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这就为我们批判地解读不同历史时代的文本的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同时也启示我们，在革命过程中，夺取政治权力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的研究表明，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赋予当代思想界以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理论态度/实践态度/诠释的错位/实践诠释学/权力诠释学 【正文】
在常人，甚至正统的诠释学史家的眼光中，马克思哲学与诠释学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当代学者，特别是詹姆逊等人的研究中，这种传统的眼光才被打破，人们开始思考马克思对诠释学理论的重大贡献。然而，即使像詹姆逊这样的学者，也未能真正把握马克思的诠释学的实质及其丰富的内涵。本文认为，马克思的诠释学实质上是一种权力诠释学，它滥觞于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思想，但又进一步强调，实践活动的最本质的维度是政治维度，而政治维度的核心则是无所不在的权力。如果我们不抽象地谈论人的理解活动和解释活动，就会发现，它们总是在政治意识（或无意识）和权力磁场的背景下展开的。由于马克思敏锐地领悟到这一点，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理论的解读是无比深刻的。同时，他也启发我们，革命必然蕴含着新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确立。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诠释学才是真正现实的诠释学，它不是从抽象的、价值中立的理论态度出发去探索人的理解和解释活动，而是把实践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的具体意向看做人的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本质。事实上，马克思揭示了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真正的秘密。当代哲学的发展趋向表明，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必将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并在诠释学发展史上获得无可争议的位置。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的理论基础
上面提到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见解，即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与诠释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见解，在相当程度上导源于人们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的第十一条条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的
误读。粗心的人们以为，马克思并不重视“解释世界”，他关心的仅仅是“改变世界”。其实，这里存在着双重的误解。一方面，马克思在前半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中使用的“只是”(nur)这个词表明，马克思并不反对哲学家们“解释世界”，他反对的是哲学家们“只是”满足于“解释世界”的那种纯粹的理论态度。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后半句话――“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不表明马克思不关注“解释世界”而只重视“改变世界”。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整句话的意图是：哲学家们不但应该从理论上解释世界，而且应该以实践的方式改变世界，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尖锐地对立起来。事实上，撇开“解释世界”，“改变世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要“改变世界”，就要预先设定“改变”的方向，而要设定“改变”的方向，就要先行地对世界本身做出合理的理解和解释。换言之，人是有目的的存在物，当人不能对世界做出新的理解和解释的时候，也就不可能有相应的改变世界的行动。由此看来，人们不应该轻易地从这段话中引申出马克思并不重视人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结论来。 我们对马克思的文本的解读越深入，就越会发现，马克思不但十分重视对人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研究，而且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形成了一套崭新的诠释学的理论。我们不妨把马克思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称之为“实践诠释学”（注：参阅拙文《马克思实践诠释学初探》，载《俞吾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554页；也可参阅拙著《实践诠释学：对马克思哲学和一般哲学理论的重新解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而实践诠释学也正是其权力诠释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实践诠释学确定了如下的原则：
首先，应当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和解释人的观念和文本。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时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这段重要的论述从正反两个不同的角度告诉我们，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不仅决定着观念和文本的内涵和实质，而且也决定着观念和文本的演化、更替和被扬弃的命运。决不可能存在与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相分离的、独立的观念和文本的运动。所以，尽管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却是最大的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永远停留在抽象的理论态度上，永远只满足于与现实的影子，而不是现实本身作斗争。 其次，即使是模糊的、荒谬的、神秘主义的观念和文本归根到底也导源于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这样写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以布?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之所以在宗教批判中迷
失了方向，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批判和诠释活动始终是在观念之间和文本之间展开的，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观念、文本与物质实践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在马克思看来，一旦人们迷惑于观念和文本发展的“独立性的外观”，他们的全部理解、解释和诠释活动必然会误入歧途。
再次，确定人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是否正确的标准仍然是实践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9页。）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关于理解和解释活动、关于观念和文本的任何争论，一旦离开了实践活动这一现实的标准，就成了无意义的事情。
正是实践诠释学的上述基本观点为权力诠释学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我们的考察进一步深入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任何存在着阶级利益冲突的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从整体上掌握着物质实践活动的领导权，从而也掌握着精神生产领域的领导权。而这种权力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它渗透到人们的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在冥冥中决定着人们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内涵、实质和界限。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解构了语言、观念和文本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的外观，使诠释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真正的现实性的道路。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权力诠释学”的概念，但只要我们对马克思的文本的理解不拘泥于字面的话，就会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权力诠释学，它为我们解读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观念和文本提供了一把钥匙。 为了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权力”概念在马克思的语言中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国家还是权力都不是第一性的、基础性的东西，“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须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7～37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来论证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起作用的范围的。从这里也可看出，权力诠释学始终是以实践诠释学为基础的。正是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的状况决定着权力的分布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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