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方法三个流派

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

传播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

为说明学派的划分，需要讨论传播学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条件。自从人类文明以来，信息的传播并没有被当作一种专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任何学科的发轫都源于社会关注，而任何社会关注来源于重大的社会变迁。

传播得以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只能追溯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从照相术、电报、电话、电影的发明和普及，到20世纪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世界的感知。人的关系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如何使用新传媒的问题。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情景几乎同时浮出水面，即工业国家城市人口的急遽增长。这类人口的增加，意味着读和写的传播成为必需，因为生活在城市的人比生活在乡村的人有更多和更复杂的信息需求，他们要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信息，以满足工作、生活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工业化激起的传播科技的急遽发展，以及迅速的城市化，促使人们必须关注传播。因为一系列新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形态、内容、方式等等，均已明显地影响到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经济形态和创新模式的发展与变化。

如果从古代学者那里找寻关于传播现象的论述，总会有一些。但是作为现代传播学的较为直接的学科思想先驱者，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即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库利（Charles Cooley，1864－1929）、帕克（Robert Park，1864－1944），以及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er,1857－1913）。还有一位优秀的记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也在20世纪初为后来的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 杜威是库利、帕克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只有通过有机系统内循环的信息分享，社会生活才有可能。科学最终要汇集到能够产生相互理解、允许产生合作行为的传播当中。他把大众传媒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工具。

库利的“镜中我”理论，把人通过别人认识自己视为人的社会化过程，而传播是这个过程的惟一关键要素。新的传媒修改了传统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反应，改变了个人的日常生活概念。他于1909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是第一本关于社会传播的专著。他和另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米德（George Mead）共同创立了关于社会信息交换的“象征互动论”。

帕克是最早研究报纸的理论家，他在20多年中通过报纸持续考察不同种族背景的社会群体在美国社会的同化、移民整合问题。他认为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所在，它创造着和维持着社会。他提出了传媒与舆论如何相互影响、人际网络如何与传媒连接、媒体如何促进社会变迁等后来传播学的前沿问题。

他们三人将对传播的研究，建立在社会统计和现象观察（行为科学）的基础上，把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相融合，不仅把传播视为信息传递的过程，而且看作是一种文化建构的符号象征过程。他们深信传媒技术革命对社会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为后来形成的传播学“经验－功能学派”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学科方法论，也为后来形成的“技术控制论学派”提供了认识前提。

语言是任何传播的基本符号体系。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打破了以前语言学从历史根据上探索意义的研究传统，把具体的语言看作是某一民族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和传统的表意规范，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抽象的语言系统，而这个系统通过教育而内化在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当中。这种认识框架成为后来“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的认识前提。

李普曼作为经验丰富的记者，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在他1922年出版的《舆论》一书中，天才地谈到许多深刻的传播问题。他谈到人头脑中的图景与真实的世界存在差异，“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制作的图像。”因而，人们已有的头脑中的世界，影响对新接受的信息的理解。他还谈到现代传媒笼罩全球的情况下，人们除自己的五官接触之外，其实生活在传媒提供的信息世界中，这个世界与真实的世界是有差别的。他意识到宣传充分利用了这种传播现象，“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为了进行宣传，就必须在公众和事件之间设置某些障碍”。[1]现在传播学的许多理论、模式，似乎都能看到李普曼当年论证的影子。

说到这里，我们实际上已经谈到了传播学的三个学派：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追溯这三个学派的理论起源，往往有些模糊，因为传播现象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与现实，不是可以清晰地分门别类的研究对象，各种学科的学者，都对传播现象有兴趣，都有一些研究成果。往往有这种情形：什么都是，便等于什么都不是。所以，传播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合法性，经常受到质疑。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传播现象确实越来越需要给予科学的解释和把握，因为我们已经处于信息社会。

传播学提出的概念、问题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和其它人文和社会社学一样，传播学的每个学派或理论之间经常明显对立，每个学派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流派，就是学派的划分、称谓也很难统一；而且，传播学的某些话语，经常未经适当的评估就被追捧为一种理论。例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机智的比喻、尤尔根·哈贝马斯“传播（交往）行动理论”的建构，在传播学的叙述中常被等而视之，使人们难以判断哪一个更深刻地影响了传播学的研究方向。正如法国传播学者马特拉所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这样被很多人认为：这里只有广泛的想象，一切有待建设。”[2]

关于经验－功能学派

所以用这样的称谓，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是根据多数人的生活经验、感受来探索传播现象，并且根据多数人的经验以及某些先验的认识，来确定传播的社会功能。

现在的教科书上，通常谈到施拉姆（Wilber Schramm,1907-1987）说的“四大先驱”，即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1900-1976）、霍夫兰（Carl Hovland,1912-1961）、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1902-1978）、莱文（Kurt Lewin，1890－1947。德文的姓“lewin”怎么发音也不该译为“卢因”）这四个人。若从学派方法论的开创性看，前三位可以视为传统的开创者。莱文最早提出了传播的“把关人”理论（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没有说？”），他的主要工作是社会学方面的群体动力研究。

拉扎斯菲尔德1940－1948年在美国三个县进行关于传播的调查。其中在俄亥俄州伊利县（Erie）关于大选的调查报告《人民的选择》发现：人们接受信息时存在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理解；传媒的信息通常经过人群中的信息活跃分子（舆论领袖）再传递（二级传播）；传媒影响选民有三种模式，即活化（激发潜在的倾向）、强化（固定已有的意见）、转化（影响缺乏主见的人）。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诸多因素渗透到传播现象的研究中，从此形成传统。

霍夫兰在二次大战后期和战后，为美国军方的战时宣传进行了一系列心理控制实验，被研究对象达4000人。他提出了信息源条件、说服者条件、信息本身的条件、说服过程等诸多观点，把说服过程当作日常生活经验的重复来进行说服程序的设计。他谈到，人们真正恐惧的不是已经确定的事实，而是不确定和无法知晓的事实。他的研究为后来各种社会想象的心理游戏设计提供了思想基础。 拉斯韦尔1927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一次大战中宣传所使用的符号，并且一生关注着传播问题。二战中他提出，其后在1948年的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完善的传播的“五W模式”，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它的意义如英国学者博伊德－巴雷特（O.Boyd-Barrett）所说：“长久以来，这一公式帮助我们限定了传播研究的基本问题。它的价值在于，它包含了对生产、内容、传递和受众的有力强调。”[3]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引导人们研究传播活动的一种便捷的思路。 在同一篇论文里，拉斯韦尔还论证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环境监测、社会协调、社会遗产传承。第二年，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和拉扎斯菲尔德在他们的论文《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中，提出传媒具有的三大社会功能：赋予社会地位、强化社会规范、麻醉精神。关于传播功能的研究，由以上几位学者奠定了基础，后来出现多种理论。

1949年，施拉姆将这些关于传播的观点加以整理。至此，经验－功能学派的方法和理论框架大体形成。“传播学集大成者”的头衔对于施拉姆来说，仅在整理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他主要是一位传播学教育家，在传播和推广传播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验－功能学派的基本研究方法，可以早期对“火星人进攻地球”事件的研究为例。事后，人们希望找出导致听众把广播剧作为真实的新闻加以接受的心理条件和社会情境。于是，坎垂尔（Hadley Cantril）领导了这项研究，研究方法包括抽样调查（前后共两次，一次是CBS一周内的调查，920人；一次是一家舆论研究所6周后的调查，数千人）、个人访谈、报纸报道的分析（全国报纸3周内的1.25万篇报道）。

调查通过各种方法的相互验证，确认有大约600多万人收听了该剧，其中100多万人受到惊吓和发生连带行动。排除其他因素，受到惊吓的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非常信任广播；他们中的多数属于低收入和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他们都相信专家；他们中的多数笃信宗教，因相信世界末日的到来而认为广播剧是真的。没有受到惊吓的具有批判能力人，根据经验，或与其他信息对照从而确认广播的内容不是新闻。

通过抽样调查，从少数被调查者推论整体，其中设定一系列社会学的分类，诸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等。加之个人访问和对报纸报道的分析，从广播听众所处的社会阶层、信息接受差异，分析如何造成了他们对信息理解的差异，进而确定社会关系与受众对广播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等等，这些就是经验－功能学派基本的、经久不变的研究方法。通过探讨一个变量与另几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帮助人们认识可以重复发生的传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这个学派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传媒的传播效果展开。70年代以后，一系列更精致的关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传者和传播效果方面的新的理论假设和传播模式出现，除了仍然注重短期传播效应，同时也重视长期传播效应，更多地顾及道社会环境、价值取向的动机对传播的影响。形成了实验（主要是控制心理实验）、调查（主要是抽样调查）、文献分析、实地了解四大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比过去完善了，但依然是实证的。

经验－功能学派的认识前提是：确信整个世界是有序的；存在个人规律和社会规律；行为规律可以观察和测量；任何行为都有可以理解的原因；行为可以汇总统计；经过科学论证的抽样样本可以推断总体和依此预测未来。基于这样的观念，实证研究成为经验－功能学派的基本研究方式，其特点是：研究对象必须是可以感知的传播现象、对象可以被精确测量用以说明规律、规律性的现象可以重复、研究中严格保持价值中立，不先入为主。因而，这个学派得出的规律性“事实”来自被试者多数的经验或体验，或者如陈卫星所说：“事实是经验的囚徒”。[4] 实证研究对于分析具体的传播现象是很有效的，能够得出较明确的结论，也有助于处理现实的问题。这种方法是从牛顿的传统物理学那里，经过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改造而在20世纪引介到传播学的。但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物，人具有复杂的思维和情感，一旦把物理学的研究方法用于与人的思维和情感相关的事物，就把复杂的东西不可避免地简单化了。

经验－功能学派具有杜威实用主义的明显特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们认为，人类传播学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来源于多数人经验的自明。它的研究方法是客观的，形式上价值中立，但是被调查对象不会是客观的，是有观点和有情感的。 鉴于这种研究方法的实证特点，经验－功能学派的研究通常得到私人企业或政府的赞助，把学术研究和政治利益、商业利益相结合。因而，它的要旨是通过实证研究找到社会管理传播的技术，或经营传播业的技巧。它的研究成果表现为客观的话语，但是同时无形中塑造着通过传播的社会认同、制度性秩序。它实际上寻找的不是客观真理（规律），而是不同传媒的受众某种共同认同的东西，以便更充分利用这种资源，达到最大限度的政治控制或最大限度的市场开发的目的。 技术控制论学派

工业革命之初，伴随着机器的产生，人们对机器的神奇想象就开始了。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便是这种意识的哲学反映。20世纪40年代，工业国家的报纸进入成熟的大众化时代，电报、电话、广播普及，两次世界大战中电子信息战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通信设备发展的基础上，借助神经生物学刚刚取得的染色体遗传信息的许多概念，“信息”转变成为一种可计算的通讯符号，一种专门的信息数理理论得以诞生。如果说芝加哥学派关于传媒形态对社会的影响还仅仅是一种假设的话，信息通讯理论则是传播学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直接理论来源。

当媒介（机器）作为信息的载体越来越强大时，社会机器化，把人的行为按照机器活动的原理来理解或者努力让机器拟人化，像人一样思维和传递信息，人与机器对话，等等，这些畅想导致科学上的一些成果，诸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等，它们从自然科学角度论证传播现象，不仅为经验－功能学派提供了传媒功能的认识模式，也启发了一批又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关注媒介（机器）本身如何影响社会和人的发展，构成了传播学的又一个方法论学派。

从字面上看，当然首先是信息论与传播学研究肯定相关。1949年，申农（Claude Shannon，1916－2001）在他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中，论证当时美国正在试验的计算机原理。这篇论文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传播，写道：“通讯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5] 通信的数学理论对于从精确科学向传播学领域的模式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信息”的概念：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他为此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即著名的从信源到信宿的“五W＋噪音传播模式”。

这个传播模式给人的启发在于，传播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而是涉及信息、信息传递、信道、编码、解码、再编码、信息冗余、噪音等等的问题，在传播的双方或多方之间，存在由信道和噪音决定的制度性调解。噪音和信道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工具，一旦实现对其的独占，他人的沉默无声将可能变成为一种制度性规范。 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中，控制论思想起着核心作用。就在申农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的前一年，他的老师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发表了《控制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