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如何争取国际话语权

中国外交如何争取国际话语权

2012年10月19日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作者：王义桅（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IIPA）执行院长）

近年来，西方不断抱怨中国“习惯说不想要什么，而不是说想要什么”。国内民众也在抱怨中国外交太软，这与国际上抱怨中国外交太强硬，形成鲜明对照。这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向国内外社会说清楚“中国如何使用崛起了的力量”、“中国追求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时候了。如何说清楚、说好“中国想要什么”，关键是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经历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亟待向国际话语体系升级。

正确理解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

国际话语权很重要，毋庸置疑；中国遭遇话语权困境，乃不争事实。我们对中国国际话语权不满意，主要是因为跟我国国力不匹配，也跟14亿人口数量不匹配。然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不宜上纲上线，确立以下三个观念至关重要：

其一，做对了才有话语权。话语权与国力不同步，甚至存在不匹配现象。中国话语权增大了，绝非国力增强之后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我们做对了。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欧洲人说“看来中国模式行”。学习、研究、借鉴中国模式成为国际潮流。中国在国际上主张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尊重不同国家制度选择，就更有感召力了。

其二，可持续性是检验话语权生命力的标尺。话语权犹如银行诚信，须不断积攒。故国内外政策要自圆其说，行为要一以贯之，体现权力的话语要简单易懂，深入人心。法国大革命以其自由、平等、博爱理念，概括了欧洲文艺复兴政治成果，以致于今天欧洲多数国家（包括俄罗斯）都是三色国旗。美国的国际话语权，一言以蔽之，重要的也是三个词：自由、民主、人权，靠的是去国家特色、去功利性、去时效性。中国外交主张如何做到始终如一、自圆其说，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国际角色，持续讲好“中国故事”，是非常现实的考验。

其三，普遍利他性是检验话语权合法性的核心。话语权的威力是利他行为而非自我定位。美国的话语权与其巧妙的“去美国化”不无关联。的确，话语权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如果说假公济私是帝国行为，以公谋私是霸权行为，那么寓私于公便是领导行为。美国的话语权正如美元——“我的货币，却是你的问题”，往往不以“美国”名义出现，如国际研究协会（ISA）并无“美国”字眼，提供给各国学者参与，但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的产权。

其四，真正的话语权靠继承而来。老子云：“天之道，利而不害；君子之道，为而不争！”潘基文连任联合国秘书长时的就职演说还引用了这句话。真正的话语权，是对世界未来提出一整套知识、信仰与价值体系，无法强争而只能巧取。毕竟，争来的只是技术层面的话语权。

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之道，是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继承西方和中国传统并加以创新，使之反映时代本质和未来趋势。

这一点，尤其适合中国兼收并蓄的文化发展传统。靠革命手段（不管是文斗还是武斗）赢得的话语权总是排他性的、不可持续的。

进一步说，话语权靠包容性继承而来，既包容时代发展精髓，又包容人类普遍意志，还包容自身传统，获取最大国际认同。所谓包容时代发展之精髓，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包容人类普遍意志，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必要途径，也是代表世界最大多数民意的必然要求；包容自身传统，是讲国际话语权要接国内的“地气”，要获得国内认同，并且体现国家传统文化。

中国为何话语权缺失？

近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增大了，因为我们包容他者。中国发展道路须更具利他性。因此，中国崛起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自我宣示的层面，而要抓住世界主题从和平、安全向发展延伸的时代机遇，实现三大包容：包容对手、包容他者和包容时代，走“包容性崛起”道路。其出发点是从利我诉求到利他关切，从民族视角到全球关怀，从历史经验到未来诉求，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利益共赢、权力共生、责任共担、价值共享。①

在实现和平崛起战略向包容性崛起战略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何更给力，成为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紧迫课题。中国话语权缺失，有三大表现：

其一是太强调特色，缺乏普世话语。强调“特色”，表明难以超越西方，反映出中国近两百年来的心结——既想赶超西方，又怕被西方同化，便在“西方化”和“中国化”间走极端、绕圈子。我们否定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但也承认价值有普世性。事实上，“自由、平等、尊严等人类普遍价值正在被有机地整合进中国文化之中”。②国际话语权就是对人类价值普世性的表达。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不是去否定价值的普世性。

其二是难以放弃自我，缺乏利他关怀。总想着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围绕自己而展开外交思维，如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很少讨论与中国没有关系的关系。美国的话语权很大程度源于公民的“志愿者”意识。所谓“领导源于服务”，志愿者就是去考虑他人关切，维护他者权益。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取得从根本上也取决于中国能够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提供哪些公共产品。

其三是太实用，缺乏永恒诉求。外交主张不能过于经世济用或虚无缥缈，多极世界、和谐世界，在充满中国情怀的同时，如能结合普遍、恒定的国际理想，就更有感召力。当今中国世界地位类似威尔逊时期的美国，最大的不同是缺乏威尔逊“十四点声明”、“国联”之类的远见卓识。

从历史长时段考察，上述表现折射的是中国话语权形成的“三五”困境：一是五千年来未有之情势。历史上，中国从未领导世界——天下体系只是东亚国际体系。这意味着传统中华文化不能自动转化为现代话语权。比如在南海问题上，我们认为南海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国际上有多少人这么认为呢？这就是传统内陆文明走向海洋的话语困境。中国特色话语无法赢得世人理解、认可，这是我国国际话语权缺失的重要原因。中国赢得国际话语权始终面临重大悖论：自我表达，太中国化；以人家语言表达，又他者化。

二是五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现代知识体系是价值附加（value－added）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国要提升话语权，是与五百年来的现代知识体系接轨和解构的问题。通过接轨赢得的话语权是有限的，那么解构呢？的确，五百年来西方知识体系难以为继，世界多样性已然事实，从西方的普世理论转为世界理论的普世性，尚有可能。问题是，宏大理论难再，只求文化特色理论而已。换言之，我国国际话语权面临大发展机遇，然而终究难以企及西方的垄断地位。

三是五十年来未有之困境。五十年前的中苏论战是文斗，之前的朝鲜战争是武斗。两者使我国分别与两个超级大国划清界限，赢得了新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表明，以前的话语权是靠打出来的，可谓枪杆子里出话语权。现在，我们强调的是“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话语权自然少了。改革开放基本上还是按照以西方游戏规则为主导的全球化逻辑展开的，故此，长期以来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

图：邓小平同志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著名理论使中国社会受益无穷

如何打造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为应对上述三重困境，中国应实施三“大”：

大复兴——为应对五千年之困境，中国应实现文艺大复兴，在此基础上，适时将内陆文明升级为海洋文明，超越文明形成的地域限制，培养“全球中国”新身份。

大和解——为应对五百年之困境，中国应与西方实现大和解，实现普世价值的双赢，世界各种文化价值普世性总和才接近于真正的普世价值。

大包容——为应对五十年之困境，中国应走包容性崛起之路，最大限度包容对手、包容他者、包容时代。其关键是，着力阐释好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普世性，走出传统—现代、中国化—西方化、国内—国际的二元悖论。

概括起来，国际话语权有三个要素：一是实，代表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体现为外交的影响力；二是广，引导制订更广泛的国际标准，体现为文化的吸引力；三是高，占据道德高地，体现为价值观上的号召力。

鉴于此，中国国际话语权须从以下方面着手培养：

首先是话语权产生土壤——培育终极关怀和普世观念。当我们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秉持“和而不同”理念时，很难有一套全球治理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文化是一种取经文化、世俗文化。传统关系主义，仍然围绕“我”来展开：首先是包含我，其次以我包容他人，或希望他人包容我。为此，要摒弃以关系主义等农耕文明孕育的天下主义情怀，真正树立起世界观、国际社会观。

其次是话语权产生动因——培育新教伦理与国际关系精神。国际关系的盎格鲁—撒克逊理论——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都是新教体系内。没有真正的非新教体系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只有地区性学说。中国国际关系话语权，如何从传统世俗社会产生，能否以中国模式表现国际关系精神，是重大考验。

第三是话语权产生要素——培育独立的去意识形态化学术体系。由于缺乏独立的市民社会，学术围绕官方转、围绕政策转、围绕热点问题转，甚至一味迎合国内决策者口味，便无法培养中国国际话语权产生的要素。为此，应自下而上塑造话语权，即国际话语权源自民间，反映到官方，表达于世界。

李长春同志今年6月发表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

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③

的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理论自信的表现，但不是理论自觉的表现。理论自觉就应彻底喊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普世性道路”的口号，不必以西方或马克思主义为参照系，进入自我、本我层次。因此，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塑造中国全新国家身份、树立真正的中国观、世界观的过程。

打造中国国际话语权，可从话题选择权、事务主导权、市场定价权与利益分配权等各个领域根据各自规律和要求有序推进，总体上可从人类重大共同关切入手，着眼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意志，探寻如何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论证——可持续发展是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普世性诠释，试图解决中国的双重困境——以中国特色话语表达外国人不理解，以西方话语表达又失去自我，故要么被指责为缺乏普世价值观，要么被扣上中国例外论的帽子。可持续发展为突破此话语困境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以可持续发展视野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及其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和“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突破口。

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培育仍须耐住性子

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中国崛起遭受的质疑，源于五千年、五百年、五十年的多重困境，为此要耐得住性子。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精辟地分析过大国与小国的不同。他极具洞见地指出，“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命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④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相信中国正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变得“跟我们一模一样”。如今这种观点却逐渐失了底气，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自信也随之上升。在这种情形下，笔者提倡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意在重构近两百年来的中国与西方关系。为此，应该当心一味追求话语权成为中国与西方关系被切割的起点。毕竟，迄今中国的现代化正以西方经验进行——支撑现代化的文化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市场经济、民主法制。

对历史的错误解读往往陷入战略陷阱。美国在冷战结束后自以为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打败了苏联，臆想历史已经终结，先后发动一系列战争，结果陷入金融危机泥潭；欧盟自以为苏联解体表明欧洲模式打败苏联模式，加速东扩，和北约一道不断蚕食俄罗斯战略空间，尤其是2004年一下子吸纳10个东南欧国家，迄今消化不良，陷入债务危机之中而不能自拔。活生生的历史教训摆在中国面前。认定“中国模式”且大胆走出去，定将给中国带来战略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