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对南唐词的评价
南唐词派是继花间词之后第二大词学流派，主要人物有冯延巳、李璟、李煜三人。虽然这三人依然属于比较高贵的阶层，但在南唐词派的手里，词的创作风格较之于花间词，的确眼界更大、感慨愈深，由“伶工之词”一变而为“士大夫之词”，均从情感内容、艺术技巧、意境创造等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和开启了宋词的繁盛局面。
北宋词人受到过南唐词直接的启发推动，晏殊、欧阳修等人的词作风格，也是在学习模仿花间词、南唐词的基础上，逐渐定型、成熟的。不过，李氏父子与冯延巳，对于北宋词坛的影响，还是有所区别的。李煜词“亡国之音哀以思”，不太吻合北宋前期相对稳定的时代氛围和处境优渥的文人情趣；倒是冯延巳“审美闳约”、“堂庑特大”而又隐含着富贵如云的淡淡惆怅，更能被具备相似身份、地位和情感体验的晏殊、欧阳修、张先等都城台阁诗人所认同和激赏。清人刘熙载的评价是，“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
据《雪浪斋日记》（这是一本神秘的书，卷数、作者一概不知，原书也散佚了，现存的雪鸿泥爪是后人辑录出来的）记载，王安石有一次和黄庭坚谈论李后主的诗词，曾误将冯延巳的“细雨湿流光”一句和李璟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两句认为是李煜的句子。可见北宋前期，创作风格颇为类似的南唐君臣词作已多有混淆。
苏轼则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对李后主的创作态度颇有微词。他曾评价李煜“四十年来家国”那首《破阵子》，说“后主既为樊若水（樊若水是一个叛国向宋太祖献计架浮桥过长江天堑的人）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由此可见李煜的词作虽然开有宋一代先河，但其风格并不甚为北宋士大夫所喜。不过苏轼这个评价也不必全然当真，文学创作上总有些技巧，这首词里面如果白描怎么在宗庙之前悔恨，反倒失去韵味了，就像有人评价杜牧那个“铜雀春深锁二乔”一样。
李清照对南唐词的评价有独到见解，她将南唐词与之前的唐五代词区分开来。李清照虽然是位女词人，词作也被视为婉约之作，但她是唐五代以来俗艳的词风是很鄙视的。她在自己的著作《词论》中写道，“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亡国之音哀以思”是《诗大序》里的话，是对《诗经》中作品真切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的总结，李清照用此语评价南唐词，实则是褒扬了士大夫文人丰富复杂的人生感慨和国家情怀。
南宋开始，出现了鲜明的崇雅黜俗（提倡雅致，排斥鄙俗）的风尚。吴曾（这是一个宋高宗时候的人）有一本《能改斋漫录》，里面记载了冯延巳的一首非常高贵的《长命女》，里面有“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常相见”的句子，吴曾的原话是“典雅丰容，虽置在古乐府，可以无愧”，多高贵啊，但这首词被后人篡改成“我有五重深深愿，一愿什么什么，二愿什么什么??”写得非常俗套，吴曾评价是“俗子窜易，不惟句意重复，而鄙恶甚矣”。这个就好像时现在的什么“春眠不洗脚，处处蚊子咬。夜来大狗熊，谁也跑不了”之类的，这种改写风气就是南宋所批判的，也从反面也体现出了南唐词在南宋词人心目中还是很高贵的。
另外呢，由于南宋词人普遍经历了亡国之痛，宋徽宗跟李煜就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南唐君王以沉迷词句亡国，是被一些南宋词人所批判的。陆游是个大诗人，但他也写词；他不但写词，还编史书，有一本《南唐书》就是陆游编的。他在这本《南唐书》的《冯延巳传》里，就记载了冯延巳和李璟的那段著名的对话，李璟问“‘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延巳回答“安得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之句。”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此前人们的评价，大多是批评冯延巳靠着卖弄文学来媚主拍马，但陆游对此事的评价是“时丧败不支，国几亡，稽首称臣于敌，奉其正朔，以苟岁月，而君臣相语乃如此！”（李璟的时代已经向后周称臣了）这显然是陆游在金兵入侵，国土破碎，生灵涂炭的时代下结合自己的感情做出的评论，一方面体现了陆游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情怀，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南唐词的艺术成就。
南唐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