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问家庭农场 ——上海松江家庭农场的观察价值
刘守英
【期刊名称】中国合作经济 【年(卷),期】2017(000)008 【总页数】6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一问，为什么要回访松江家庭农场？
5年前，笔者对松江的家庭农场进行了实地调查，写成了《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调查》调研报告。该报告是国内比较早对家庭农场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的一份研究，还提出了实现适度规模家庭农场的条件。
2013年，“家庭农场”作为一种农业经营形式写进中央一号文件，各地创办家庭农场成为趋势。后来，有关部门出台关于创办家庭农场的资格和相关条件，家庭农场成为农业经营体制创新中最为接受的经营形式。
5年来，对松江家庭农场的可持续性到底如何一直放心不下，尤其是对于家庭农场是否能成为未来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心里没底，对这一经营形式的演变无论从学术还是政策角度都值得进一步跟踪。
二问，松江的家庭农场是否是特例，是否具有可推广性？
大多数农区搞家庭农场是具备条件的，无非是各地的转移程度不同，农业服务的水平不一，家庭农场的规模可能不一样。
从政策意义来讲，松江的家庭农场从创办伊始，尽管受到广泛关注，但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这套做法在发达地区可以搞，在大多数农区不可行，理由有两个：一个是松江的务农劳动力只有百分之几，绝大多数农民已不再以农为生、为业，
土地流转出去很容易；二是地方政府财力比较雄厚，拿钱出来补贴农场主不费太大劲。如果条件特殊，松江的家庭农场就是一个特例，没有太大政策价值。 第一次调研松江后，调研组在报告成文时也强调了发展阶段的适应性和推进适度规模家庭农场的条件。
从小规模家庭经营向适度规模家庭经营的转化，第一个条件当然是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民不再以农为业、以地为生。事实上，这个条件不仅在发达地区的农村和城郊地区，在全国大多数农区也是具备的。
不过，有一个可以确定的结论是，农民的离土出村成不可逆趋势，第二代农民工是一代没有干过农活的非典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模糊，已不再以地为生，非农收入是主要来源。近几年，农民工在城镇买房增加，结婚的条件是在城里有没有房，农民工回流也不是回到本乡本村。土地耕种要么是第一代农民工打理，要么是流转出去，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成不可逆之势。
因此，大多数农区搞家庭农场是具备条件的。无非是各地的转移程度不同，农业服务的水平不一，家庭农场的规模可能不一样。
第二个质疑实际上是致命的。如果松江的家庭农场主要靠地方财政补贴支撑，这种模式就没有可持续性。
5年前的调查中，我们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盘问”。当时的记录是，松江区的家庭农场在创办和维系中，各级政府补贴起了一定的作用。到农场主手上，主要是对种植水稻不超过200亩的家庭农场提供亩均200元的补贴，各项补贴加起来亩均补贴498元，家庭农场户均收入来自经营的占78%，来自补贴的占22%。
对此，松江农委前主任、现区委副巡视员封坚强给出了更为详细的答复。封坚
强表示，松江正是因为实行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使这里的农业补贴比上海其他区都要低，也是上海市最低的。而且由于实行家庭农场，补贴的作用也和其他地方不一样。2008年—2012年，当时粮价低，为鼓励家庭农场发展、降低土地流转成本，实行了土地流转费补贴。随着粮价提高，家庭农场主收入增加。2013年起，将原来的土地流转费补贴调整为家庭农场奖励，以奖代补。根据考核结果，一年发放一次。2016年，各级财政资金补贴标准：水稻直补150元/亩、水稻农资综合直补112元、绿肥补贴150元/亩、水稻药剂补贴31元/亩、水稻良种补贴25元/亩；小麦良种补贴60元/亩、大麦良种补贴60元/亩。 从松江的情况来看，对家庭农场实行补贴是必要的，但补贴不是家庭农场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其他农区来看，国家层面的几项直补和相关补贴也是存在的，补贴是对农民提供粮食供给的收入平衡。地方之间的差别在于，地方层级的补贴，一些地方不一定能够提供，或者说补不了那么多。至于各地是否一定要实行那么大的补贴，还是取决于农场主规模扩大后的收入。
过去的补贴是为了弥补土地租金对农场收入的侵蚀，后来随着农场收入增加，补贴变成激励性的。给予农场补贴是因为农场提供了主粮；若是提供其他产品，则不发放补贴。补贴方式的变化也很有意思，除了主粮补，养地、用优良种子等也可以获得补贴。这一补贴被用来激励农民养地和用良种，对农业结构优化提供激励。
至于规模经营是否一定要靠补贴维系？松江的相关人士认为，最终还是取决于农民收入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又依赖于通过规模化经营来实现。他们的测算是松江家庭农场规模提至350亩，即便不要补贴，农民也有一份体面的收入，并愿意持续种粮下去。
六问家庭农场——上海松江家庭农场的观察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