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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通：从清末进士到政协副主席
陈叔通一生经历传奇，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从清末 进士、翰林院编修最后到抗战前后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新中国初期 的领导人。将近73岁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投身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毛泽东曾高度赞扬陈叔通过 去不事权贵，坚辞蒋、汪任职的高风亮节，称其是“出淤泥而不染”。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陈叔通的秉直相谏，毛泽东称其是“共产党的一名 诤友”。
商务印书馆曾经的大管家
1876年8月7日,陈叔通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 名敬第，字叔通，号云渭（一作糜）,行三，辛亥革命以后以字行世。他自 幼禀承家学，特别是在古文诗词上独具慧根，因此在早年立志功名。 1902年，年仅26岁的陈叔通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接着朝考，点了翰 林，并授翰林院编修，陈叔通的这段经历在江南一时传为佳话。
然而,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陈叔通忧国忧民， 开始向往维新运动，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备加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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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他是宪友会会员，主张君主立宪政体，但他同情革命，和 革命党人颇有往来，特别是与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有深交。那是在 1903年，陶成章曾两次潜入京师，到陈叔通的居住地，密谋为徐锡麟捐 资买爵,以便乘机起义。
1904年，陈叔通东渡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在法政大学期 间,他开始接触到兴中会的革命思想，但此时的他仍希望康有为、梁启 超等人的保皇维新事业能够得到成功。1906年夏,他毕业回国，一年 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在清政府的资政院供职，任资政院民 选议员。在资政院的时候，陈叔通看到大小官吏的尔虞我诈、没有振 作图强的迹象，开始对维新思想产生怀疑，逐步倾向于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时年36岁的陈叔通对辛亥革命的胜利，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表示了热烈的拥护。这期间，他由浙江省推选为民国第一届 国会议员，还担任了《北京日报》的经理，为国事奔走各方。袁世凯托 人以每月600元高薪,笼络、收买国会议员，陈叔通严词拒绝。但袁世 凯很快攫取了革命果实，陈叔通极为愤慨，他积极地投入到由梁启超、 蔡铐等发动的讨袁斗争中，并辞去《北京日报》经理职务。这时，他的 老友张元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15年8月,他应张元济之邀，南 下上海,建立了反袁的秘密联络点。
1915年12月25日,蔡铐在云南起义讨袁，起初西南各省的军政 要人大多持迟疑或者观望的态度，护国军进展不甚顺利。当时督办江 苏军务的冯国璋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瑗是陈叔通的同 科翰林,彼此之间交情很深。陈叔通与黄群商量后，由黄群赴南京劝冯 国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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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并且通过胡嗣瑗得到冯国璋通电讨袁的底本。因而各省要 人先后响应起义，护国运动也在各地蓬勃兴起。袁世凯死后，陈叔通对 国家寄以希望，认为从此可以走向新生。
但是,现实却是各省军阀的连年混战、 争权夺利，陈叔通陷于“莽 莽神州长夜似，问天无语奈愁何”的失望和苦闷之中。这期间是他人 生的一个转折点，陈叔通以刚届不惑之年，慨叹岁月蹉跎、壮志未酬而 两鬓渐斑，对政治生涯深感厌倦，甚至产生“积悔”的心思。于是，他 怀着做好出版、教育事业的心情，致力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任职 达十年之久。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出版机构，设有编辑、印刷、 发行三所,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和香港、新加坡等地设有分馆，组成了庞 大的推销网，在社会上和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在这个时候，商务 印书馆却危机丛生：在外部市场上，产生了劲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 无疑受到它的强劲挑战。这当然需要认真对付 ，然而这还是次要的。 关键在商务印书馆的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
商务印书馆自1902年成立印刷所、编译所、发行所三所后，全局 由总经理夏瑞芳协调，三所相对独立，但盈亏总计。夏瑞芳主持发行所 及全馆财政，印刷所由他之妻舅鲍氏兄弟主持，编译所由张元济主持。 鲍氏兄弟极尊重夏瑞芳；而夏瑞芳极尊重张元济，所以夏瑞芳调度三 所的实质是：使印刷所尽可能满足编译所要求，使发行所尽快回笼资 金,支持印刷、编译两所。1914年，夏瑞芳遇刺殁后，印锡璋任总经理， 高凤池任副总经理并兼发行所长。1914年之后,董事会推选张元济任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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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通-从清末进士到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