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
世界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大转型具有强烈的中国因素。今天的中国再次从全球意义上来看待世界，中国再次认为世界能够成为而且应该成为自己的经济领域，中国再次把世界作为自己无限广阔的市场，中国再次凭借自己的竞争力和创造力赢得中国的、区域的、也可能是整个第三世界的持续富足，唯一的条件就是整个世界成为中国的市场。因此，这次大转型，既是世界的大转型，也是中国的大转型，更是思想观念的大转型。世界的大转型 资本的急剧扩张是世界大转型的主要特征，资本力量的集聚速度超过了其他因素，整个世界很可能因此回到过去，回到一百多年前的镀金时代，也就是说我们身处2014年，但资本的复兴又把我们扔回了1914年，而这又与西方社会的关键八十年（1834-1914）密切关联。对这种前景的担忧让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的严肃学术著作《21世纪的资本论》变成了一本畅销书，就连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对其赞誉有加，美国的保守主义阵营出面声讨此书所揭示的“资本的复兴”，但并不成功。正是资本的复兴带来了整个世界进程的大转型，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力量的大规模反思，都可以说是这次大转型的伴生物。
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本是一部严肃的学术作品，却意外地变成了畅销书。我们先来看一下皮克提所分析的世界历史的大转型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也就是克鲁格曼反复提及，而保守主义者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即资本的力量在最近几十年再次回到了100年前的状态，并表现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在社会财富、收入分配上出现了两极分化，收入最高的10%的富人、1%的富人、0.1%的富人的力量在最近这几十年又再次回到了历史顶点。这样的结局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空间的大胜利，世界经济的历史终结了，经济自由主义获得了全球性的支配地位。斯蒂格里茨在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的2001年版序言中指出，经济自由主义并未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彻底成功。拉美从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变成了反美主义、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英、法等欧洲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对工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反思，同时也是对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的反思。资本复兴的结果是社会退回了100年前，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了50%—60%的社会财富。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必将导致政治上的反应，这种社会反向运动不再表现为法律或政治框架内的常规反应，而表现为一种政治上越来越极端化的反抗姿态，这种反抗也是从美国开始的，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北非、乌克兰、台湾、香港也可见这种彻底的政治不服从。这样一种进程，我愿意将它称为贫富分化或两极分化的全球
化。皮克提的《21世纪的资本论》大概是对资本力量的最新同时也是最深刻的反思。而这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转型，与其说是一种进步，倒不如说是一种倒退。七十年前，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这本书中就看得非常清楚，这种大转型是英国圈地运动的总体性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后果。波兰尼说，两百年前，从1814年开始直至1914年，西方出现了罕见的百年和平，但前二十年还是有内部战争，因此，最关键的只有八十年，从1834年到1914年。在这关键的八十年中，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英国工人阶级在三个方面诞生了。一是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投票权。二是在社会政策上，被剥夺了接受福利救济的权利，他要自食其力，要出卖劳动力。三是在社会上被解体了，不再有完整的伦理共同体生活。人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不再拥有社会、文化、教育、经济等整全的主体性，完全变成了经济客体。由此，英国市场经济的最后一步，即劳动力的市场化彻底完成，人本身以及整个人类社会都因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第一次在人类社会变成了常量，政治经济学由此得以形成，社会由此得以发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思潮的争论由此得以展开，这些放在一起，就是西方19世纪文明同时也是20世纪文明的全部实质所在。波兰尼《大转型》对市场的扩张进程的理解，几乎完全是和亚当·斯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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