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礼仪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冲突与融合
—对韩国社会基督教与传统祭祀礼仪的冲突的反思
（安徽财经大学09行政管理 程小飞）
摘要：在以儒家文化为渊源的东亚社会，随着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侵入，两者之间必然产生冲突。韩国社会基督教文化与韩国本土的祭祀礼仪之间的冲突便是其典型[1]。本文通过探讨韩国基督教与儒家祭祀礼仪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应用纳什均衡加以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礼仪冲突最终将会在本土实际情况的影响下，走向融合，冲突是暂时的，融合才是最终趋势。 关键词：基督教；祭祀礼仪；纳什均衡
(一)：引言
自基督宗教舶来东亚伊始，就引发了影响深远的“礼仪之争”。作为文化冲突的某种形式，“礼仪之争”乃东亚国家(中国与韩国)曾在近代史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其中韩国的祭祖问题是一个相对来说较有特点的问题。
基督宗教初传韩国时期，传教士们依据《圣经》的说法，把祭祖视为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偶像崇拜。直到现在，祭祀仪式仍被视为韩国基督教“本土化”中的最大问题，也就是说传统上的崇祀祖先仍与基督教教义“格格不入”。韩国基督宗教内外围绕着祭祖问题引发的矛盾与争论已经对韩国文化提出严峻挑战，因为它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冲突与矛盾。这种冲突与矛盾既体现于家庭成员之间，亦呈现于亲族和邻里之间。坚守儒教传统的韩国民众认为基督教无视祖先乃是不孝，因而是一种“邪教”，由此导致了诋毁、排斥基督教的社会行动。而韩国基督教内部为了推进韩国基督教的“地方化”(本土化)也不得不谨慎对待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
那么，如何围绕祭祖这一“礼仪之争”问题，探讨基督宗教和传统儒教间的切磋关系，超越其间的无谓纷争，达成文化间的默契与共识，从而推进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地方化及传统思想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极其重要且饶有兴味的问题。
（二）对基督教与韩国本土祭祀礼仪产生冲突的原因的探索：
1：儒家性理学宣扬孝道，认为祭祀乃人孝之根本。
面对祭祖问题，韩国天主教在18世纪末经历了相当严峻的历史考验。发生于1791的“辛亥教难”的起因是天主教徒权尚然在北京主教的授意下废除了祭祀，并放火焚烧了神主，后来被官宪逮捕判处死刑。此后连续发生了围绕政权的党派纷争与政治观念形态相结合的三次较大的天主教压迫，即辛酉教难(1801)、乙亥教难(1839)与丙寅教难(1866)。祖先崇拜问题就是当时出现的主要问题之一。1893年政府刊行全国的《斥邪纶音》和丁夏祥所著《上宰祥书》分别代表了当时关于祭祀问题的政府立场和天主教的护教立场。总的来说，《斥邪纶音》是一篇站在儒家正统性理学立场上批判天主教的代表文献，其中有文字说到：
父亲生了我，而母亲养育了我，报恩乃天地伦理，是天下生民不可抗拒的最根本，却说生我的人是肉体的父母，以天主为灵魂的父母，认为该亲，该爱，该奉养的人在那，不在此，竞自己断绝父母亲亲情，怎可以血气伦理所容忍。祭祀的礼即顾虑前方报答根本，作为孝子就无法容忍父母之死，废除祭祀即称死者与生者无关，那么真实如此，所说的灵魂可有依靠，老虎再恶也懂得父子情，即使是微生物也有祭祀之意义，乌龟即使是圆脑袋和方正的脚也可同老虎和微生物相比，作为人怎能恶极如此。
我们知道，儒家在朝鲜时代得到官方的推崇，但那个时期的儒家仪礼的社会功能不同于高丽时代的佛教，亦不同于民间礼俗。儒家仪礼的根本特点在于以家族为单位的祖先崇拜，因此祭祖活动是有自己限定的信仰对象的。随着儒学的传播，儒学的鬼神——灵魂观也进一步为韩国民众所接受。也就是说，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儒家祭祀概念可以在儒家正统的性理
学理论中找到根据，即儒家思想中传统的鬼神观念。虽然孔子曾说“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这体现了他的人文理性主义倾向，但《论语》中也不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之言。这说明祭祀的意识形态基础不能不诉诸于鬼神观念。《礼记》有“傧鬼神”、“告鬼神”、“通鬼神”、“致鬼神”的话语，《礼记·礼运》说：“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这里所说的“养生送死”，即传统孝道的基本内容，它之所以归结为“事鬼神之大端”，原因在于“致孝乎鬼神”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总之，祭祖礼俗就是某种文化模式，而这一实践性的文化模式反过来强化了某种宗教意识。高丽时代末期以降，韩国社会吸纳了儒家正统思想，以《朱子家礼》为中心的儒家礼仪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扩散过程，隐含于儒家仪礼中的鬼神——灵魂观也开始普及。简言之，影响韩国社会的儒家正统性理学具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人们在情绪方面接受了死后的祖先灵魂降祸降福的观念;但在理智方面，人们又倾向于限制鬼神的作用，而主要从社会功能上看待祭祀活动，从而把渗透了巫俗的祭祀活动限制在儒学礼仪所容许的范围之内。
2、天主教认为上帝是唯一的神，对家族祖先的祭祀是不允许的。
基督徒认为，如果说东方的祭祀祖宗鬼神有如信奉“枝”与“叶”的话，基督宗教仪式活动的目的却是“根”与“本”。据此，基督宗教强调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尽孝，其意义远超在父母灵柩前供奉祭品，换言之，前者才是真正的孝道，在这个基础上诉诸祭祀才是真祭祀。这种看法并没有教理或者《圣经》的根据，只是以当时开化的观念看待祭祀问题。到1915年，韩国教会关于祭祀问题的立场更趋强烈，并宣称：“父母的忌日为死者的伤心日，摆上食物，请客人都是不合理的，在当会上劝勉如果知道罪就进行处理”。
基督教“十诫”中的第五诫即孝敬父母。但是第五、第十诫所表示孝敬对父母的出发点与其说是在宗教信仰，还不如说是立足于伦理道德之上。基督教的孝道乃为规范父母和子女间的伦理关系而设，从本质上说它是世俗的而不能被宗教化的，因为祖先也是被审判的对象。因此，在基督宗教看来，祖先崇拜以及这种崇拜之下的伦理观念也不能超越其固有的伦理范围。总之，基督教诫命中有关孝敬父母的诫乃是无法宗教化和绝对化的诫命，是不能作为信仰的对象的。
3：历史上，基督教与祭祀礼仪的冲突表现。
1900年左右，韩国社会关于祭祖问题的论争始见诸记载。根据这些历史档案，1893年初，传教士宣布祖先崇拜违背了基督教教礼。在朝鲜耶稣教长老会成立之时，传教士组织公议会做出几项规定，包括每周礼拜三次，每星期三必须组织一次祈祷会。1904年，朝鲜教会决定依中国教会的决定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尽孝，死后只办一场严肃的葬礼，不举行祖先崇拜的祭祀，而代之以追悼活动。
当时韩国基督教以放弃祖先崇拜为入教的必要条件。基督教祭祀观引发社会反响以1920年9月1号字《东亚日报》的论争为标志。问题由《东亚日报》登出题为《无罪的基督教牺牲者》的报道引起。该报道记载了庆北荣洲市权尚华的妻子朴氏的自杀事件，报道丈夫在信仰基督教后不再对死去的母亲朝夕上食，妻子为赎丈夫的不孝之罪而自杀。这篇报道及其社论一经发布，随即掀起了儒教徒、基督教领袖、知识分子间的大规模论争。教会禁止祭祀，因为祭祀缺乏真实的孝的内涵，而是流于名分与虚饰。这样做的初衷并不是旨在诋毁儒家思想所标榜的孝道，而是以阐释基督宗教所理解的“孝”之内涵;也并非主张祖先祭祀是偶像崇拜，违背了基督教诫命，而是强化了信奉天和孝敬父母的孝的实质性的一面。
冲突在所难免，两种不同文明的碰撞必然产生不和谐的火花，但这是不是代表着一山难容二虎，最终的结果是基督徒退出韩国社会，还是完全废除韩国的祭祀礼仪呢？
下面，应用纳什均衡的分析范式对其加以分析。
非合作静态博弈的纳什均衡有一个假设，即博弈的一方在做出自己的策略选择时，把另一方的策略当成是既定的而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将如何影响对手的策略。非合作静态博弈的一个典型便是囚徒困境。囚徒困境的假设条件是：甲乙两个被怀疑为合谋偷窃的嫌疑犯被警方抓获，但警方对他们偷窃的证据并不充分。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单独囚禁，并单独进行审讯，即双方无法互通信息。博弈过程如图所示：
坦白 不坦白 坦白 -5 -5 -7 -1 不坦白 -1 -7 -2 -2 先考虑囚犯甲的策略选择，如果囚犯乙选择坦白，则囚犯甲选择坦白，会判5年；选择不坦白，会判7年。于是，在囚犯乙坦白的前提下，囚犯甲会选择坦白（因为5<7）。如果囚犯乙选择不坦白，则囚犯甲选择坦白，会判一年；选择不坦白，会判两年。于是，在囚犯乙选择不坦白的前提下，囚犯甲仍会选择坦白（因为1<2）。很清楚，无论乙的选择是坦白还是不坦白，囚犯甲都会选择坦白这一策略，同理，无论囚犯甲选择坦白或是不坦白，囚犯乙都会选择坦白这一策略。于是（坦白，坦白）便是囚犯困境博弈模型的必然结果[2]。我们将其挪移到本文案例上来：（为便于分析，我们修改部分数据，但不影响分析结果）
抵制 融合 抵制 -5 -5 -7 2 融合 2 -7 1 1 如上图所示，根据纳什均衡，（抵制，抵制）是最终的必然结果。当祭祀礼仪选择抵制时，基督教会选择抵制（因为5<7），当对方选择进攻时，你如果妥协，吃亏的必然是你。当祭祀礼仪选择融合时，基督教会选择抵制（因为2>1）。于是，无论祭祀礼仪选择抵制还是融合，基督教都会选择抵制，同理，无论基督教选择抵制还是融合，祭祀礼仪都会选择抵制。博弈的必然结果便是（抵制，抵制）。
但貌似这与我们的初衷相违背，我们的初衷是冲突是暂时的，融合才是永恒的，如上图所示（融合，融合）应该是博弈的最理想结果。其实这并不矛盾，上面所阐述的是一次性非合作静态均衡，在现实中，参与者之间的博弈是无限次的，动态的，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一期是最后一期，换言之，他们的博弈便是无限期的。而根据纳什均衡，无限期动态博弈的最优解是可以存在的，解释如下：
假设现在基督教与祭祀礼仪处于（融合，融合）的状态之中，一方若撕毁合约，加以抵制，必然会遭到另一方的报复。在以牙还牙策略的前提下，如果基督教维持（融合，融合）的策略，它所得到的长期支付是1+1+1+1+……。如果它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首先破坏协议采取抵制策略，那么它可以得到一次性好处2，然而，在以后的博弈中，由于受到对方采取报复性的抵制策略，而使得以后的长期支付由原来的1+1+1+1+……，下降为（抵制，抵制）策略时的-5+（-5）+（-5）+……。显然，理性的主体都不会因为短期的一次性好处而丧失长期的收益。于是，理想状态的（融合，融合）策略便是可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与东方传统礼仪文化在韩国社会产生融合的趋势是必然的。而这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基督教不能容忍祭祀盛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不能允许多重信仰的存在，但韩国民众认为祭祀是孝的体现，不能废除。两者看似冲突，其实不然，我们可以尝试将祭祀限制在孝的伦理范围内，这样就不会与上帝产生冲突，只要划定范围，一山也是可以容二虎的。 参考文献：[1]姜芝娟.现代东亚基督教的“礼仪之争”.《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三期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p38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传统礼仪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冲突与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