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应变与生长
严歌苓笔下的新移民，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感到了痛苦的精神折磨。两种语言文化不可调和的矛盾会造成他们的“失语症”，甚至造成人格的分裂。寄居他乡者除了境遇的尴尬和艰辛，更多的是心理上深深的孤独感和漂泊感。这会使他们感到心灵的失落，但也会带来自由、清醒和局外的空间。他们通过顽强的挣扎、奋斗，在不断地应变、生长。他们的形象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格调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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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曾将自己的出国经历生动地比喻为“生命的移植”，这一比喻也适用于她笔下那些兼具中国血统和美国国籍双重身份的新移民。他们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下经历着常人难以体会的茫然、苦闷、徘徊，进行着常人罕有遭遇的忍耐、挣扎、奋斗。他们深切地感受着生活在文化夹缝中的那种痛苦的精神折磨，但同时为突破文化障碍、获得西方社会的认同又不断付出努力。刘荒田在《北美洲的天空》一诗中曾经发出深沉的慨叹：
代代相继的无根的人——归化。
双语环境中的失语
英国哲学家赫德认为：“语言不仅仅作为交流中介，而且是民族性不可侵害的神圣本质。”语言是所有移民遇到的第一个障碍。要在异国生活，他们不能不学会异国的语言。不仅留学生为完成学业而狠背单词，就连《花儿与少年》中以婚姻而移民的徐晚江也把单词抄在小黑板上每天背诵。学习语言，是所有移民融入异乡民族的必经之路。
严歌苓是一个对语言有着很高悟性的作家。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她既掌握了普通话及四川、河南、广东等地的中国方言，又能运用英语写作。她说：“恰恰是在大量地掌握了英文词汇之后，我才真正发现中国语言中一个词汇的容量、信息和意境是多么丰富!英文只是字母的拼写，26个搞定。中国文字却是有图像的，不是声音的，非常值得你去深爱和琢磨。”她比一般作家对语言的体察更为敏锐，其作品中以两种语言上的差异来刻画人物心理的描写随处可见。其中尤以《人寰》中“我”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整部小说采用的是主人公对隐蔽的心理医生自言自语的形式，从一开始就解释了自我讲述的理由：“我”之所以能用英文“talk out”，是因为“英文使我鲁莽。讲英文的我是一个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确的表达给我掩护。是道具、服装，你尽可以拿来披挂装扮，借此让本性最真切地念白和表演”。
语言的障碍，常常会使移民者处于答非所问的非交流状态。《簪花女与卖酒郎》中的女孩齐颂在遇到英文提问时，一般只回答两次“是”，一次“不”，于是懵懂地与一段爱情擦肩而过。两种语言文化不可调和的矛盾会造成移民者的“失语
夹缝中的应变与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