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体会排斥并破坏来自其他物种的组织。
为了克服这一障碍，一家公司正在试图改变猪的基因码，以避免猪的器官受到排斥。
如果该公司的技术人员成功的话，那么用克隆技术来繁殖这样的猪比用现行的方法更为有效。
克隆的人将如何称呼其DNA捐赠者?
称呼“妈妈”不正确，因为提供卵子并生下婴孩的女子才更有资格被称为母亲。 称呼“爸爸”也不对。
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只提供孩子身上一半的DNA。
朱迪斯·马丁在用笔名“礼仪小姐”撰写的著作里建议这样称呼：“尊敬的先生/夫人”。 为什么呢?
“不论他们用什么方式将你带到这个世界，”她说，“人总得尊敬自己的祖先。”
这样做还是留下了一些词汇上的难题。
一本词典的主编说，名词“被克隆者”听起来不错，但却不够明晰。 他更愿意用“母本”和“副本”。
克隆对社会还有什么其他含义?
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克隆本身，而是基因工程──即根据特定的要求故意改变基因来创造人类。
具体地说，有些专家担心会出现一个新的（和不被尊重的）社会阶层，即“克隆阶层”。 有位专家相信，这一情形类似于16世纪时的一种情况，当时的欧洲人对如何对美洲的陌生居民进行归类感到困惑，并无休止地争论他们究竟是不是人类。
问题不胜枚举，而人们只是刚刚开始探询克隆技术出现后的世界的未来。
第九课 婚前协议
一位即将结婚的男子希望能够确保即使婚姻失败，他仍可以把他珍爱的冰淇淋藏品好好储存在冰柜里。
一名女子坚持要求明确婚后由谁来遛狗。
一名男子要求，如果他未来的新娘婚后体重增加15磅以上，他有权离婚。
以上这些都是婚前协议中一些比较荒唐的条款。
但是不要弄错了，大多数婚前协议涉及到的都是钱──以及一旦离婚该怎样分配财产。 而且，离婚及其带来的钱财纠纷，在美国是很常见的事。
婚前协议──简称prenup──就是用来处理这些问题的。 婚前协议由即将结婚的男女双方的律师共同协定，然后由双方在牧师宣布他们结为夫妻之前签署。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婚前协议在美国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因为当时越来越多的州开始通过关于离婚财产分配的法律。 这些法律要么是基于“共有财产”（平均分配），要么是基于“合理分配”（法官认为怎样“公平”就怎样分）。
名人的婚前协议总是新闻头条：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的律师在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死后拿出两人的婚前协议对簿公堂，据说她后来在庭外和解中得到了2,600万美元。
但婚前协议也适用于那些不甚有名却很富有的人。
“这是因为离婚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后果，而再婚又如此常见，”一位家庭法律师说。
典型的想签订婚前协议的人是那些积累了大量财富、曾吃过苦头的男性，他们想减少日后的麻烦。
“他们想自己安排解决，而不想让法庭裁决，” 美国婚姻法律师协会纽约分会的会长说。
保护前一次婚姻的孩子是签署婚前契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可能有价值10亿美元的财产，而他又不想让第二个配偶分得5亿美元。他可能想多留一点给自己的孩子，”一名律师说。
为了将财产传到自己的儿孙手中，六、七十岁的退休丧偶老人在找老伴时，订立婚前协议也很常见。
另一种要求签订婚前协议的情况大多是，未来的丈夫或妻子已经或即将继承巨额遗产或家庭产业，而未来伴侣却家产不多或一贫如洗。
但是，即使双方签订了这样的协议，如果不遵循正确的指导方针，还是不可能在法院实施它。 协议应当由律师起草，因为文字错误──哪怕只是介词放错了位置──也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婚姻法顾问警告说，永远不要选择你未来伴侣的律师来做你的律师。
另一个问题是出于压力而签订的婚前协议。
为避免这类问题，有些律师不愿在婚期已定之后起草协议。 “我认为他们的头上悬着一把剑，那就是压力，”一位律师这样说道。 这些律师会建议自己的当事人绝不要在双方签订协议之前发出结婚请柬。
但不是每个人都采纳这一建议。 律师们援引的一个经典例子是：“婚礼那天，某人──通常是女方──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份协议，于是，她看都没看一眼就签了字。”
还有一位律师回想起一件尴尬事：男女双方还在修改协议，争论哪些该保留，哪些该删除，却有150名宾客陆陆续续来参加婚礼。
结果由于协议无法确定，婚礼取消了。
如果夫妇决定离婚时正住在国外，或两人拥有不同的护照，那也可能因婚前协议产生纠纷。 伦敦一家经常为分处英美两国的夫妇处理离婚事宜的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指出，在英国，法院“基本上忽视”婚前协议，因为英国的法律认为婚姻状况不是静态的，因此应由法官来决定资产怎样分配。
这就可能导致“逛法庭”的现象，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夫妇办理离婚时所在国的法律。 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位富有的艾德·史密斯先生和史密斯夫人结了婚，而且在纽约签订了婚前契约。
可他们住在英国，后来他们决定离婚。
英国律师会对史密斯夫人说‘不行，那个契约无效。’而史密斯先生却想把它当作一桩美国案例来处理。
案子将在何处受理，这可能大大增加达成协议所需的时间。”
这些律师认为，婚前契约是一个商业协议，浪漫的爱情与此过程无关。 他们的理由是：在美国，50%的婚姻最终将被扔进垃圾堆。
另外，有关婚前协议的讨论将使两个人的钱财完全公开化，有时这可以使一对夫妇避免一桩可怕的婚姻。 一个律师说：“它使人们看清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日后可能扩大，并导致离婚。”
然而希望还是有的。 这位律师接着说：“很多人一签好协议，就把它扔进抽屉，然后再也不看它一眼。”
第十课 未曾谋面的劲敌朋友
我和约翰·布雷尔初次见面时，我俩都已60出头了，不过，较之别人，他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却是事实，并且我害羞的毛病也主要归咎于他。
卡丽舅妈是我最喜欢的亲戚，也是我最喜欢的权威人物。 她总是一脸笑容，满口赞美之词，随时宽容他人的失误。
对我而言，她只有一个缺点，即她也是约翰·布雷尔的姨妈。约翰是她住在格洛斯特郡的妹妹的儿子。
卡丽舅妈总是称他“我的另一个外甥小约翰”，而且总是提起他。
在我意识到之前，我与小约翰可能已被比较了无数次了。
我能清楚记得的第一次，是“卡丽舅妈的另一个外甥小约翰”与我同一天上学，而且他喜欢上学就像鸭子喜欢水，
而我的第一天却是灾难性的。
而且灾难持续不断。
他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孩子，学数学长进很快，解高等数学题轻而易举。而我几乎总是跌跌撞撞，连学百分数都很费力。
于是我开始害怕卡丽舅妈来访，因为她老是比较我们俩。
时间在继续，我们之间的比较也在继续。
通过放假时大人们的谈论，上学时大人之间的通信，我总能随时了解约翰的进步。 在这样的挑战下，我终于开始寻找我最擅长的事情。
当我发现我擅长写作时，我就用心地提高我的写作水平，置其他一切于脑后。 我只要写作，让约翰去拥有所有其他的吧。
我创作的故事，多半与科技相关，本质上是科幻小说。 都是关于火箭、航天飞机，诸如此类把人送上天的东西。
对自己的性格作了点分析后，我认识到我的这些故事就是自己愿望的延伸，我想愈升愈高，直至超过约翰·布雷尔。
在以后的40年里，有三四次我在报上读到约翰·布雷尔的消息。 他当时在做支持大型科学项目的数学研究工作。
这种职业不太会招来多少公众注意，但偶然见诸报端的报道却描绘了他一步步成功的故事，直到退休。
另有一次，有一半专栏报道了他，说他最后的工作是将太阳能用于将卫星送入轨道。 他在波斯湾某国为一个政府部门工作。
而那时，我也在自己的行业获得了成功，写了30本畅销小说，其中无一失败之作。
后来，那一年的11月，我正在一家俱乐部喝酒，等着吃饭。 一声咳嗽令我转头张望。我看见一个矮矮胖胖的人，小小的鼻子看上去难以支撑沉重的眼镜框架。
他叫了我的名字，显然不太自在，而我也不情愿地说是我。 自从我有了点名气后，偶尔也有陌生人向我打招呼。 然后无论他们说什么，我总是感到十分窘迫。
“你—不—不—认识—我—我，”这个矮小男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叫约翰·布—布雷尔。我们都—都有一个亲戚，卡—卡罗琳·莱西。我过去常常听她提起你，”他笑着说。
“你知道??我一直以为，你至少八英尺高，很英俊，生气勃勃，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能干。” 说着话，他的笑容扩散开来。 “真的，”他说，“卡丽姨妈写的那些关于你的信，弄得我几乎要自杀了。渐渐地，我就不愿听到你的名字了。”
听说他那么多年之后突然见到他我有点吃惊。“与你母亲过去常写的关于你的信相比，”我说，“那些信算不了什么。
每次信都告诉我你的计算题做得对。我总是把你想成一位光辉典范，九英尺高，比罗伯特·泰勒英俊，比丘吉尔聪明。
所以，那些信是互相夸奖对方的，对不对？”
“对我来说更糟糕，”他说。
“我一向是小个子，过去总是戴着这东西。” 他摸了摸自己的眼镜。
“而你呢，魁梧、英俊，还很聪明。我总得做点什么，而我能做的就是计算。我拼命取悦于他人，我几乎可以说，”他似乎有点怨恨地说，“就是因为你，我做了一辈子的算术！”
“把算术换成写作，你就知道我的情形了，”我说。
我俩相对而视，脸上挂着相同的表情。
也许，我俩都明白了，我们坐着的这个地方，并不是人生失败的人出没的地方，对于男孩子来说，无论他们现在什么样，偶尔的鞭策并非一件坏事。 我们都推了推自己的眼镜，两人之间的对抗情绪荡然无存。
虽然都没说话，但我知道，我们在举杯纪念我们的卡丽舅（姨）妈。
新视野大学英语3课文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