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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人口都不足 8万，但县改市后，全县人口都成了市区人口，于是这些小城市的规模和第二组中等8个“货真价实”的大中城市规模相当。实际上这两组城市的许多指标都没有可比性。
（3）虽然城镇非农业人口资料的连续性比较好，但它在两个方面是不理想的。一方面它不包括居住在城镇并从事非农业活动的农业人口，这一部分人口的数量正在日益增长。即使居住在城镇的从事农业的农业人口，也是城镇的当然组成部分，不应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它却包括了城镇建成区以外很远的分散居住在乡村的非农业人口。两者相抵，城镇非农业人口作为城镇人口总的而言口径偏小。
（4）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市镇人口统计对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及镇采用双重标准，其全国性的总体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以往的严重虚夸状况得到改善。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样的折衷方案既部分继承了过去口径偏大的缺陷，又部分继承了口径偏小的缺陷，使得市镇人口的普查数据在市镇之间和省区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中国城镇概念和城镇人口统计长期存在的问题，在这次普查中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甚至变得更复杂化了。
（5）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辖区没有相互区别的专用名称，造成了概念和城镇统计口径上的人为混乱。执行市领导县以后，这种混乱变得更严重了。以市为例，从不同的出版物中可以得到7种所谓市人口数据（表5）。假如对这些市人口的概念不作特别的说明，就很难明白它们的确切含义。报刊上一度声称，中国最大的城市是而不是，特区不等于市等。这都是由于带县的“市”和不计辖县的“市”都叫“市”带来的误解。
以上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我国简单地用市镇的行政界线来代替城乡界线。人们一直忽视中国市镇的行政辖区与城镇设置标准的严重脱节，前者远比后者为大。 表5 市人口7种不同的规模（1987年）
通过缩小市镇的行政辖区来解决这个矛盾涉及面太大，几乎是不可行的。在不更动现有行政地域划分体系的前提下，认为：
（1）我国应建立一种反映城镇实体界线的城镇地域概念，并确定相应的标准，作为城镇统计的基本单元。
建成区最符合于城镇实体的概念，但是建成区的外界随时间不断变化，统计较为困难。为了保持地域上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又兼顾科学性和简单易行，建议城镇实体的围应该包括城镇的建成区和它们的近郊区。市和镇两级按其规模和建制可分别命名为“近市区”和“近镇区”，合称“市镇区”。在中国，城市不论大小，原来都有近郊区的概念，在相当长时间城市建成区不会越出近郊区界。近郊区的围不应太大，以近市区或近镇区人口中农业人口不超过20～30％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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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城市实体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不同空间尺度的互相衔接的城市地域概念，以满足不同目的的需要，并和国际上的城市统计建立起可比的基础。。
比近市区小的城市地域概念依次是城市建成区、旧城区和市中心，这些概念在中国和西方都一直流行。
比近市区大的下一个城市地域概念是城市的直接辖区，即行政上不含辖县的城市市区。现在郊区较小的市县分设的城市市区则和近市区围一致。
比城市市区大的下一个城市地域概念是城市经济统计区（Urban Economic Statistical Area，简称 UESA），这是较大的城市与周围已经以二、三产业占绝对优势、并保持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县的组合，大体相当于国外的大都市区，但统计标准应适应中国的特点。
比城市经济统计区要大的城市地域概念有两个，一个是中心城市加上它带县围的城市地区概念。对市领导县体制的利弊有许多不同的见解，从长远来说，用组织城市经济区的办法而不是用行政的办法来实现市县经济的横向联系可能更加灵活而且有效。如果仍采用大中城市带县的办法，则应制订带县的标准，并采用比“市”更高一级的名称以示区别。谭其骧先生主用“道”称呼作为一级政区的直辖市，用“府”称呼作为二级政区的地级市，确实必要且富中国特色。
另一个是由许多城市经济统计区首尾相连组合成的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简称MIR）概念，相当于国外的大都市带。据初步研究，以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已经具有都市连绵区的特点，前者早被戈特曼定性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带，但并没有确定边界进行定量研究。京津唐地区和到的中南部地区也已呈现都市连绵区的雏型。从远景来看，半岛和沿海也有形市连绵区的良好前景。都市连绵区是国家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大型人口和经济核心区域，确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城市地域概念，加强对其现状特点和动态演变的研究。
如果上述设想得以实现，将给各个领域的中国城市研究和中外城市对比研究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中国的城市地理将可能在这个背景上描绘出更真实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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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概念和统计人口口径相关
